当然，所谓“原貌”，只是相对而言。因为，在“全本”之前，还有所谓“稿本”、“灰皮本”、“一稿本”。但无论怎么说，“全本”是作者最初确定的版本。就此而言，说它是“原貌”，并不为过。

那么，“全本”的推出，是否表示原先流行的本子就可以作废了呢？并非如此。因为，流行本不仅包含了各方人士的修改意见，也含有溥仪本人的意愿。而所谓各方人士的意见，完全是从技术层面提出的，并不涉及所谓-上的“忌讳”。例如老舍，就着重从文字表达的角度对书稿的写法提了若干修改意见。当然，这些人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例如有的史学家从历史学科的实证特点出发，觉得书稿不宜于文学性太强，而既是文学家又是史学家的郭沫若，则肯定了此书的“文采”。其实，这类问题见仁见智，很难取得一致意见。总的来看，流行本与全本的思想感情是一致的，所叙述的史实和线索也是一致的，两个本子各有所长，完全可以并行不废。

不过，依笔者的情趣，还是更喜欢“全本”。

所谓“全”，一指内容全，恢复了原来删除的内容，比流行本多出十多万字；二指内容更丰富和丰满，有许多流行本没有的细节。这些细节，除本身吸引人外，在写法上也极富可读性，起到了烘托对象、感染读者的作用，以至笔者在阅读中时常忍不住拍案称奇。

没有读过此书的人，大概想不到书中的文笔居然那么流畅和富于动感。作者非常善于调动形象、运用隐喻，在字里行间播撒出感性的美，给人极大的阅读享受。例如讲到溥仪的乳母，书中说，二两月钱，就“把一个人变成了一头奶牛”。谈到选后妃，说照片上的姑娘，“每位都有个像纸糊的桶子似的身段，脸部很小，实在也分不出丑俊来”。提到北京小朝廷的近臣，则以“那群蝇子”称之。书的后半部分写溥仪等人被押送回国后，为假装进步，便在读报时故意把嗓门放大，“好像一大群蝈蝈似的嚷成一团”。特别是如下一句：“关东军好像一个强力高压电源，我好像一个精确灵敏的电动机，吉冈安直就是传导性能良好的电线。”直脱脱地把溥仪这个傀儡“皇帝”和日本关东军以及关东军安插在他身边的所谓“帝室御用挂”的关系展示了出来。

书中还善于调动张力，采用对比的手法，表现对象假矛盾、真虚伪的特点。如讲到日本大特务头山满，说此人以佛教徒的身份，在玫瑰花香气的氤氲中，捋着银须，面容“慈祥”地冥想出一个又一个的骇人阴谋和惨绝人寰的凶杀。书中多处说到溥仪本人如何吃斋拜佛，如何不杀生，连苍蝇蚊子蚂蚁都不打，却时常打人，因而是“一只带念珠的狼”，等等。这类描写，让人印象非常深刻。

不过，这样的写法，很容易遭受批评，说它有失严谨，不真实，等等。笔者以为，这样的批评是值得商榷的。所谓真实，应当首先看作者所叙述的内容是否符合事实，其次看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是否发自内心。就事实而言，书中某些具体事件的细节，容或存在讹误。但是，它所涉及的基本事实，却是完全可信的。而具体细节上讹误，一来并非出自作者有意作伪，二来并不伤害基本事实的成立，三来以传记作品而论，此类小毛病本难于避免，故而值得谅解。实则，任何一位通读全书的人都不可否认，这本书的基本内容，完全是真实的。所以，所谓此书错误百出云云，并不符合事实。

以近年来俄罗斯披露的档案文件来印证，就足以看出此书所写溥仪在苏联的经历，是完全真实的。例如1945年溥仪等人被苏军俘获的情形，溥仪在苏期间所受到的相当优越的人道待遇，以及溥仪如何依旧在下属面前做“皇帝”、如何试图留在苏联、如何在“远东军事法庭”上作证，等等，书中所写和档案所录，都是吻合的。甚至溥仪说他在苏联曾经学习《列宁主义问题》和《联共（布）党史》，将此话与他当年写给苏联领导人的信相对照，发现信中提到的正是这两本书。

应该说，此书所运用的形象化的写作手法，不但无损于该书的真实性，而且使其达到了更高层次的真实。这种写法非但不缺乏深刻性，而且能够使人在形象中感受深刻。

溥仪本人说过，对于历代最末一个皇帝的命运，从成汤放夏桀于南巢，商纣自焚于鹿台，戎弑幽王于骊山之下起，一直数到朱由检煤山上吊，他都格外熟悉。而他的命运，应该说只是从真心接受-党的改造那一天起，才真正得到大解脱，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幸福。此前，他实际上只是一个封建皇权观念的奴隶而已。经历了满清家国、北洋军国、国民党的党国和民国以及他自己做傀儡皇帝的伪国，几乎人类历史上的所有政权形式，只有到了-党领导下的人民共和国，他才真正认识到，他原先拼命要夺回的那个皇帝宝座，不过是一只垃圾箱。这样一个思想转变的过程，对人们的启示，是相当深刻的。

有时人们可能会问：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应当说，溥仪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曲折经历，他本人虽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主要还是时代以及他周围的小环境造成的。正如溥仪所总结，他在刚会跑的时候，就被抱上了君临天下的宝座，浑然无知地度过了三年革命的风暴，然后在封建军阀保护下的皇宫中度过童年。从这时开始，他的命运便被注定了，已经无法自行选择。此后，在民族敌人的豢养下送走青春，接着认贼作父，充当了14年的傀儡元首。如此40年的生活里，他必然地“只有罪恶和羞耻，愚蠢和狡诈，凶暴和怯懦，猜疑和迷信……”。在这种情势下，他除了不断沉沦，是不可能跳出苦海的。

也许，溥仪与胡适的相识曾经为他的命运打上一丝转变的微光。但这丝微光，还没有让人瞥见，便倏然消逝了。胡适再差劲，也终比溥仪周遭的那批封建遗老晓得何为历史潮流、何为世界大势。而那批封建遗老，可谓个个都是满腹经纶的学问家。但这些人在思想上，特别是在-思想上，又可谓个个都是糊涂虫。例如康有为（本书附录中收了一封他写给军阀吴佩孚的信函，堪称现代-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献），虽然也能说出一通保皇的“大道理”，但就是看不清封建王朝体制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已然明日黄花，大势不再。看不清这一点，任你说得天花乱坠，也只能落个螳臂当车的反派下场而已。还有那位不惜投水-的国学大师王国维，溥仪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他和他的父亲摄政王载沣早就剪掉了辫子，许多爱新觉罗的子孙也早就穿上了西装，惟独王国维、辜鸿铭这些顶有学问的外姓人，却始终留着那条猪尾巴。这种“皇上不急太监急”的强烈反差，对知识分子来说，是非常值得深思的。

这本书的一大好处，就是具有“解构”的功效。他解构了封建帝王的穷极无聊，也解构了国学大师的不识时务，使人们看清了他们的真相。解构完成之时，也就是解脱和解放之时。在抚顺监狱，一位伪满洲国原大臣对溥仪说：我原来忠心耿耿地崇拜你，现在才发现，原来你不过是个废物。当“废物”一词从口中冲出时，他所感受到的，不是失望，而是轻松。

由“废物”而成为“公民”，真正从内心得到解脱，获得所谓“人”的自由，这是溥仪历经周折后所收获的荣幸。为此，他真心感谢-党。从-党对他的改造以及他最后对-党的态度来看，此书实际上还潜伏着一根贯穿始终的暗线，那就是人道主义和人性复归的线索。这是本书非常深刻的一点暗示。看不到这一点，就无从通过此书照见自我。

《我的前半生》（全本），爱新觉罗·溥仪著，群众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精装本，5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