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病榻上跟郝铭鉴谈起刊物时，吕叔湘非常希望能有人“挺身而出”，因为他很早就说过，当时全国虽然有100多种语文刊物，“但是只有两类，一类是专门搞学术研究的，一类是作教学辅导的，都不是针对社会语文应用的，而当时恰恰是社会语文全面混乱的时期，字也错，词也错，语法也不通，文风也有问题”。

1994年国庆节期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嘉璐上任第一件事就是给《咬文嚼字》写发刊词。
最初的顾问专家，《汉语大辞典》主编罗竹风、曾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并主编《现代汉语》的胡裕树已辞世。现在的顾问是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张斌和上海语文学会会长、美学家蒋孔阳的夫人濮之珍。

5名编委基本涵盖了社会语文应用的各个领域：古文字研究专家李玲璞，语法学教授何伟渔，中学语文教育专家陈必祥，还有后来曾经跟余秋雨打过笔墨官司的文史学家金文明。后来又加入一位翻译学家姚以恩。

每个编委情况各不相同，金文明和姚以恩每一期都是从第一个字看到最后一个字，其他的编委就各自负责一个或多个栏目，比如语法学专家何伟渔负责“时尚词苑”的组稿定稿工作，这个栏目今年改名叫“语海观潮”。

一开始《咬文嚼字》的发行量并不大，头三期只有550份，读者来信也不够多，每一期50多篇文章里面有一半是郝铭鉴自己写的。

为了提高发行量，《咬文嚼字》搞了一个“一字千金”的“悬赏”。给《咬文嚼字》的文章标题纠错，一个字奖励1000元；行文中的错误，每个字100元。

“我们当时很紧张。”编委何伟渔忆道，“没想到最后是封面的拼音出了错误。”有读者指出，咬文嚼字中的“嚼”音为jiao，而不是杂志封面上注明的jue。

为了一个“嚼”字，编委们紧急会诊。“嚼”字有文白两读，文读音为jué。白读音为jiáo。按照古今语音演变的规律和文白读法的通例，此处“嚼”应该读jué。而1985年公布的《审音表》中，“嚼（一）jiáo”后面的用例却举有“咬文嚼字”，白纸黑字，十分明确。《审音表》是国家语委、国家教委和广播电视部共同颁发的法定文件，理应尊重。在《审音表》重新修订之前，“咬文嚼字”的“嚼”只能读jiáo，不能读jué，否则，会造成混乱。

结论登载在第二期的《咬文嚼字》上，这位读者领走了1000元的奖金。

咬名家，咬到认账

在创刊12年中，《咬文嚼字》每年都有一次系列性的纠错活动。1995年查“三报（《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一刊（《咬文嚼字》）”影响还只限于上海本地1996年开查《人民日报》等12家报纸，1997年“咬嚼”的对象横向扩张到化妆品广告；1998年查《半月谈》等12种刊物。

到了2000年，《咬文嚼字》把目标瞄准了作家们。而这个设想来自1999年底郝铭鉴在央视参加一档节目《读书时间》。

“当时采访快结束了，主持人问我明年还有什么计划，我就顺口说了一句，我们也该咬一咬著名的作家了。”节目播出之后，读者们开始来电话来信“投诉”作家们，编辑部才开始着手做这个事情。

“咬嚼”名家们是个得罪人的活儿，一开始吃不准，郝铭鉴先礼后兵，选的名气大一点，又方便打招呼，基本上都是比较熟悉的作家，一个一个打电话过去通知兼征求意见，作家们也都很爽快。

“刘心武很高兴，说像中了状元、探花一样，梁晓声老是说他自己是初中生嘛，愿意当我们的解剖对象，叶辛也乐意站出来当靶子。我打电话给王蒙的时候，他还躺在医院里，表示想当出头椽子。”

编辑把十条意见送到王蒙手上，王蒙看完说，“其中九条我是接受的，有一条我还得再想一想。”编辑忙问是哪一条，王蒙不说，让他们按原样照发。于是2000年第一期《众矢之的》的标题就叫《目标：王蒙，放！———2000年第一号战报》。

其中有一条，王蒙的《淡灰色的眼珠》有一句“我同时窃以为”，纠错的读者认为，窃，本来就是表示自己的谦词，放在“我”作主语的句子里面，前后重复，好比“你家的令尊大人”和“我的拙作”一样，有些叠床架屋。对这一句，王蒙是有异议的，后来经过查证，“窃”是谦词，意为“私下的”，所以，“我窃以为”这种说法也是可以沟通的。

到了2001年，《咬文嚼字》把目标对准了“名人出书，一塌糊涂”。这一年咬了包括赵忠祥、杨澜、姜昆、倪萍、赵青（赵丹之子）、侯耀华等纷纷出书的名人们。虽然事先也一一电话告知，但只有央视的白岩松公开在报纸上回应，说“我是很讲究文字的，所以我不怕人家来查我的”。但是他同时有个要求，查第二版，不要查第一版，第一版的错误比较多。最后杂志社挑了当时最新的第十一版《痛并快乐着》来查。

咬名人也好，咬作家也好，《咬文嚼字》始终都有一个原则，书里面的差错，有些是出版社排校失误，不能算在作者的头上，比如王蒙的《红楼启示录》中，“凤姐”误为“风姐”，“补裘”误为“补袭”，这些都没有刊发出来。2001年被咬的出书明星里面，郝铭鉴觉得杨澜和倪萍的书都有部分错误应该是编审和校对的问题，但是如果像王蒙一样“木秀于林”写成“秀出于林”，把55岁的人写成是“耳顺之年”，这些属于常识性错误，咬它没商量。

至于被咬名家怎样面对这样的小火炮，编委何伟渔觉得，“再著名的作家，也会有常识上的错误。给他指出来，又不会损毁他的形象。有些明摆着的硬伤，还不认账，硬说没关系。我们为了一个东西查了那么多的版本，最后证明你就是错了，你再不承认就太不对，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有问题。”

咬了城市，再咬电视

自从2000年咬名作家开始，《咬文嚼字》的发行量有了一个质的飞跃，除了内容有突破外，发行方式从书店发行变成邮局发行，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年内杂志销量逐步上升，近几年内，除了邮局发行、上海文艺出版社自办发行以及读者俱乐部这三个常规发行渠道以外，还有每年光合订本就可以卖到40万本。郝铭鉴说：“销量好了，-也来了。现在市面上每年常见的-合订本有三种，有一年竟然有七种！”

咬了名家咬明星，当《咬文嚼字》把领域拓展到电视，韩乔生的口误不在被“咬”之列，而李咏把“东船西舫悄无言”说成“东船西船悄无言”，则挨“咬”没商量。

咬了明星，编辑部又把目光投向城市标语。2004年《咬文嚼字》的主题活动是“给城市洗把脸”。

在确定城市的问题上，郝铭鉴一度想将香港也列入，为此他特意跑到香港去看了一下，也发现很多问题，除去繁体字简体字的差别和粤语习惯字词，香港的城市标语牌也有不少语言问题。比如地铁上“请为有需要的人仕让座”中，“仕”应该为“士”，因为“仕”是不能用来表示人的。

后来出于多方考量，这个“洗脸”计划并没有包括香港，但是杂志从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使用汉语较多的地区，分别找到从事语言文字的工作者作为特约编委，今年还打算从台湾找一到两个语言学家或者文字工作者，加入这个特约编委的团体中。

除了编委和特约编委外，编辑部名单上还有一两个特约校读人员，这些人完全出于对文字工作的热爱才参与进来的。从杂志创刊开始就作特约校对的王瑞祥是郝铭鉴在1993年的一次书展上“撞”来的。

当时郝铭鉴觉得王瑞祥见识不俗：“他只拿起一本辞典随手翻了两页，就说这本辞书编校质量不行，这里有很多错误。”王瑞祥在上海铁路局党校当老师，在此之前参与了12卷本5000万字《汉语大辞典》的最后一遍审读工作，耗时7年，还用了一年的时间审校1500万上中下3本的《辞海》，在遇到郝铭鉴之前，他已经有包括《中国大百科全书》在内3亿多字的审读经验。

王瑞祥觉得为《咬文嚼字》来做校读反倒是最轻松的事情，“每期也就4万字，工作量并不大，一天的时间足够了。”除了《咬文嚼字》，王瑞祥还给其他很多杂志做终校，包括创刊至今的《新民周刊》。

2006年的“咬嚼”对象是电视台。年初给“春晚”纠错“春晚”总导演郎昆派助手跟《咬文嚼字》联系，想请他们派两个人过去友情赞助，校对把关。但是当时杂志的广告已经打出去了，要是没有给“春晚”挑出来错，这边就会显得很被动。郝铭鉴拖了两天，拖过了帮忙的期限。“他们（春晚节目组）很紧张，据说加派了人手来监督字幕。我们也很紧张啊，编委开了很多次会，每个人都看春晚直播。”结果还是咬出了“春晚”28处字幕错误。

在咬了包括北京卫视、湖南卫视、云南卫视等12家电视台之后，全程参与活动的副主编王敏觉得电视台的语文差错“不是水平问题，是制度问题，不是管不好，而是缺少管理的环节。”

咬不动网络

《咬文嚼字》也有无能为力的地方，那就是网络，特别是自由论坛。郝铭鉴的笔名“楚山孤”在东方网上都变成了“楚山狐”，一辈子都在“咬文嚼字”的郝也无可奈何。

“网络是自由对话的空间，朋友见面应该不会规定你该穿什么衣服吧？不过我们觉得，主要门户网站发布新闻还是需要有一定规矩的。”郝铭鉴说。

目前可干预的语文应用领域里面，图书出版好于杂志，杂志好于报纸，报纸好于影视，影视好于广告。目前最为严重的就是广告。

“如果广告里面，用了谐音我们都不会算错。但有些就是语文错误，比如这个‘臻’字，广告里面用到这个词都是觉得它是‘珍贵’的意思，但其实这个词到现在就只剩下一个意思就是‘到达’，比如‘臻于完美’就是到达完美的意思。”郝铭鉴说。

“超女”、“PK”等一系列新词的出现，也在《咬文嚼字》的预料之中。曾经给各报刊编辑讲课，讲过“酷”和“秀”等新词的何伟渔对这一类新词态度很宽容：这些新词不能一棍子打死，大报可以少用，小报可以多用，“《人民日报》头版不能用，第10版总可以用了吧？既然《人民日报》还有《文汇报》《解放日报》都用了，其他报纸再用，也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