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指的是它在几乎所有方面，都不与我们所处的现实和精神有着任何交流。

“大”片之“小”

众多的工程连接起来是否通往希望之路？不。它们加起来正好等于绝望工程。在所有这些华丽外表之下，人们看见了什么？仍然是勾心斗角、阴谋诡计。影片高调的外观与它阴郁的内容其实并不相符。

用不着以曹禺的戏剧做依托，张艺谋电影中本来就不乏这种-、偷情、仇恨的元素。不同的是，这回发生在皇宫的高墙之内。因此问题来了：一个哪怕是大户人家处理丑闻的方式，是否也适合于一个皇宫内部处理诸如此类的事务？

影片中的国王得知皇后与自己的儿子-之后，所采取的措施是让她慢慢中毒身亡，这件事情他只能暗地里吩咐太医偷偷地去做。然而贵为皇帝，他怎么做不可以，难道还需要像现在这样藏藏掖掖地背后下手？

照影片中的解释，皇帝是顾虑自己曾经受惠于其父梁王，但谁能将目前这样-的做法，仍然看作恻隐之心的体现？

再比如太医的妻子、面部刺字的那位女人，她曾经是皇帝的情人，照影片中巩俐的说法，她是皇帝唯一爱过的女人，如今她却与皇帝天各一方。与《雷雨》中的周朴园对待侍萍一样，皇帝也在墙上永久地挂着旧情人的画像，并教导儿子将插在头上的茱萸多戴几天，以此纪念自己的生母。这里完全混淆了一个需要好名声的封建家长，与至高无上的皇帝之间的区别。这些都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举这两个例子是想表明，所谓大片之大，需要有足以构成大片本身的内涵和规模，需要有传奇性质的英雄业绩英雄美德，能够开创新格局、新视野；在经过一系列冲突较量之后，能够实现新的正义和达致新的公平。总之，需要一些光明磊落的所作所为，体现比较正面的价值，这样才能为观众所认可，令他们心满意足，完成影片的娱乐功能。如果只是将发生在小空间的那些扭曲压抑之事，搬到富丽堂皇的皇宫中来，以为背景放大了人物升级了就成为大片了，这是对于大片深深的误解。

包括亲生儿子元杰在得知母后的处境之后起兵造反。同情母亲可以理解，但是率兵起义岂是儿戏？这场战争的正义性何在？这更像是造反的游民秀才黄巢所为。

影片中这些草率的处理，其格局和气象都太小了。我是说构-们行动的那些理由，看上去太小家子气了。

也太“精英”了。影片的结局是悲剧：-的皇帝并没有得到惩罚，他将小儿子暴打至死也没有得到清算，并继续从事着加害皇后的营生，这些都远远不符合商业片所要求的扬善惩恶或大团圆的结局，相反，这是十分“另类”的做法。在这个意义上，如同影片《无极》，这些艺术片出身的大导演，迄今还没有找到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相沟通的基本语言。而想要通过拍摄大片来确定自己艺术片导演的身份，同样是不理解商业大片的脉络所在，完全是南辕北辙。

法与非法

皇帝背地里下药，皇后背地里-，大王子背地里偷情，二王子背地里起兵，三王子背过身来要求权力，太医一家三口也都在积极配合皇家成员，从事不同的地下活动。似乎每一个人都不甘心现状，有着别样的诉求。

问题还在于这样一群心怀鬼胎的“不法分子”，他们如何在现存秩序中安身，如何适应这个秩序？又如何代表着这个秩序、使这个秩序得以运行？这些疑点重重的人物，令人想起张艺谋的那些早期电影如《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

答案是他们能够从容顺利地过一种“人前背后”的双重生活。尽管他们对于现存秩序以及背后的理念并不认同，是一批毫无信念的人，但是对于祖上的规矩十分稔熟，对既定程序及其语法非常精通，照搬不误。当着众人的面，他们乐于标榜自己是祖先遗产的继承者。关键时刻先祖的法律挺身而出，用来保卫他们。

因此，在张艺谋的电影中，“程序”与“家法”始终是重要的叙事角色，《黄金甲》中的“定点报时”与《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点灯”、“灭灯”的播报如出一辙，都是为了强化现存秩序不可撼动的性质，造成那种牢不可破的印象。如此，像元杰或者杨天青这样合格或不合格的挑战行为，只能是自取灭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