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惊叹费侠莉非凡的洞察力与领悟力，她秉承李约瑟之后海外研究中国医学的“内在论”策略——从中国本土文化的概念框架及其叙述者的文化假设，来解释中国医学的特质。费侠莉首先发现了一个理解、解读中国医学奥妙的大前提——不同凡响的“躯体模型”与“认知模型”，她定义为“黄帝的身体”（中国人独特的主、客观融合的躯体理解），这个以中华医学的始祖轩辕黄帝命名的“身体”，显然不是“希波克拉底”（古希腊医学）的身体，不是“盖仑的身体”（古罗马医学），不是“达芬奇的身体”和“维萨里的身体”（文艺复兴时期解剖学精密化描述的医学），也不可能是“魏尔啸的身体”（细胞生理与病理分析的医学），更不可能是沃森、克拉克的身体（双螺旋与基因水准研究的医学）。不同文化境遇中的“身体”，解释的向度与理解的径路就迥然有异。隐藏在“黄帝的身体”里的“思维密码”，既有医疗思维，又有养生思维。既是现象的世界，也是体验的世界，还是臆度的世界，一部《黄帝内经》可谓博大迷离，它作为中医学的原典，展示了中国古代的先哲与先民对生命、疾病图景的独立、独到认识和驾御。不承认这一点，则无法对中医学的价值与意义做判断。

身体仅仅是生命认识的起点，恰恰在这个起点上，中西医学，也是古今医学存在着分歧。我们自身的躯体，已经虔诚地交给现代解剖学与生理学了，生物学的还原论者为我们开出了长长的“节目单”，由形态到代谢、功能，由大体观察到显微镜下，由光学显微镜到电子显微镜，由器官到组织，再到细胞、亚细胞、分子、基因。“洋葱皮”剥到了尽头，身体的认知也就完成了。而在费侠莉视野中，“黄帝的身体”提供了别样的路径，它是被观察的“身体”（譬如五脏、六腑、气血津液），也是被“思辨”的身体（譬如阴阳、五行、运气学说的比附），还是被“体悟”的身体（譬如“经络躯体”的体认）。经络学说后来成为针灸学治疗体系重要的学理基石，也是中医妇科认识“月经”、“妊娠”、“分娩”的钥匙，以及“带下”（妇科）疾病治疗的“秘诀”。中医妇科讲的“调经”原本有两重意义，一是病人需求的解读，即对女性个体月经周期的调节，另一个是医理的阐述，即对“奇经八脉”中“冲脉”、“任脉”、“督脉”及“肾脏”的功能调适。“女子以血为本”，“血室”的生理理解，“痰瘀”的病理与治疗思路都与这些至今“实体”不明的经脉有关。更令人费解的是中医妇科临床的“显著疗效”（有临床案例与统计资料支撑）大多缘于“调理肝肾”、“祛痰逐瘀”，而中医语境中的“肝”“肾”“痰”“瘀”都与现代医学的概念与理解相距甚远。

近百年来，中医学的境遇是从主流医学地位逐步被“边缘化”，费侠莉认为是全球化知识霸权的产物。如今，现代医学占据了中国医学教育科研、社会价值认同与传播、医疗服务市场的主导地位，传统中医与现代医学的情势就像费侠莉著作中宋明时代的妇科与内科杂病的关系。但中医学护佑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繁衍进步，一定是“真”的医学，“活”的技艺，至今仍然是临床上有用、有效、有根的治疗体系。作为有特色的临床技术与艺术，它从来没有宣称自己是“科学”，也无须宣称自己是“科学”（现代医学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即使是“思辨”的身体与知识体系（阴阳、五行、运气）也属于自然哲学（前科学哲学）的研讨范畴，没有被贴上“伪科学”标签封杀的道理。中医学本质上属于人文主义的医学，主体是一种“非”科学的知识与经验体系，但是，不排除其中包含相当多“前”科学与“潜”科学，甚至“后”科学（如经络传感现象与学说，至今是待解之谜）的知识与经验模块，它必将成为当代中国医学（包括中国本土的现代医学）创新的重要知识、经验储备和宝贵的理论假说库，也是中国有望对于世界医学做出杰出贡献的重要阶梯。

《繁盛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960-1665）》，[美]费侠莉著，甄橙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第一版，2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