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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树增长征是凡人刻下的神迹

    圈圈翻着沫的黑水。只剩下最后一个战士了,他烧了热水,给邓仕俊洗伤口。邓仕俊说:“同志,把你的名字告诉我吧。”那个战士说:“我叫刘宏,四川巴中人。”又说:“别担心,我结实得很哩!”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刘宏背着邓仕俊走。当他终于遇到了另一支红军队伍时,已经瘦得让所有看见他的官兵都落了泪。邓仕俊被送到了二十六师师部,杨朝礼政委说:“这不是咱们的小文书嘛。”一年以后,杨朝礼政委在战斗中牺牲,邓仕俊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大哭了一场。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总是说:“我的生命不是属于自己的。”(P611页)

    大庭广众之下呀,我还是忍不住要哭。

    10月中,我在青岩随崔永元的队伍走“我的长征”,晚上宿营在某乡政府党办的会议桌上,这本书被那些队员争相捧读:

    世界上不曾有过像中国工农红军这样的军队:指挥员的平均年龄不足二十五岁,战斗员的年龄平均不足二十岁,十四岁至十八岁的战士至少占百分之四十。在长征征途上,武器简陋的红军所面对的往往是装备了飞机大炮且数十倍于己的敌人。年轻的红军官兵能在数天未见一粒粮食的情况下,不分昼夜地翻山越岭,然后投入激烈而残酷的战斗,其英勇顽强和不畏牺牲举世无双。在两万五千里的征途上,平均每三百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P4页)

    一屋子人,听得片刻岑寂无声。

    10月底,在北京,军人王树增来跟我见面,我们说起他笔下的独臂洪超之死:

    朦胧的月色下,一个粤军士兵抬起头来,看见一个一只袖子空荡荡地飘舞着的红军骑在马背上飞驰而来,另一只手里举着的马刀在月光中上下翻飞。战马越来越近了,惊恐万状的粤军士兵举起了枪。子弹不偏不倚击中了洪超的胸口,洪超直挺挺地跌下了战马。年仅25岁的红军师长在部队刚刚出征的时刻阵亡。(P95页)

    他对我说:“这些人给我们心灵的震撼我觉得要深刻得多。”

    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我耽误了这个选题。长征胜利70周年纪念日过了,11月过了,甚至2006年都要过了,我再捧起这本书,想知道它还能不能让我心动。我读到它的结尾:

    山城堡战斗(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最后一战)结束后,红军炊事员朱家胜挑着担子跟着部队往陕北走,因为战友牺牲了,他一个人担着的东西太多,渐渐地落在了队伍的最后。夜色沉寂,雪落无声。朱家胜踩着战友们在雪地上留下的脚印一直向前。天边出现了一抹淡红色的光亮,朱家胜看见了向他跑来的红军。红军接过他肩上的担子,扑打着他身上的雪花,往他手里塞个热乎乎的洋芋。一位红军干部从背包里翻出一个蓝布小包,拿出里面的针线对他说:“同志,到家了,补补吧。”红军干部一针一线地缝补朱家胜那件破得很难再补的衣服,那是他自1934年12月离开根据地就一直穿在身上的一件单衣。天边那片朦胧的亮色逐渐扩大,苍茫的河山骤然映入红军战士朱家胜流着泪的双眼———雪后初晴的黄土高原晨光满天,积雪覆盖下的万千沟壑从遥远的天边绵延起伏蜿蜒而来……(P642页)

    合上书,我热泪盈眶。

    一个学历史的朋友对我说:“凡能为信仰者,必有三要:主义、领袖和神迹。”

    -主义是一种信仰。

    长征,就是那个神迹。

    ■每一个长征参与者,不管他是司令员还是炊事员,都是历史的主角

    记者:2001年10月-2006年8月,一本书要写这么长时间?

    王树增:史料难寻。我所说的史料是原始档案。我必须眼见为实。别人研究的成果,或者某一本书,或者某一个人说“我有什么资料”,我必须要见到才行。而且我至少要证明它是不是太离谱。在核对史料这方面,我有点儿近乎苛刻了。

    我并不是说非要追求所谓的历史真实。我个人认为历史没有真实可言,至少没有绝对真实可言。只要是书写的历史,就必然是你书写者个人的历史。但是接近史实和研究史实应该是可以做到的。人云亦云用不了这么长时间。

    另外,普通士兵的史料更加难找。你想啊,遵义会议的原始记录都没留下来,因为那是在转战当中。就别提那些最基层的士兵了。我在一段史料或者一个人的回忆当中看到一个战士的名字,我就要顺着这个名字去找、去对。我要求我书里边提到的战士,哪怕他只出现过一次,他必须是真的,他必须是有案可查的、有出处的。而且我必须考证出来他是哪支部队的。

    记者:这是您这本书让我特别惊讶的地方,就是,它完全是一本士兵的史诗和悲歌。

    王树增:我有一个历史观:每一个长征参与者,不管他是司令员还是炊事员,都是历史的主角。我崇尚人民创造历史,尽管他没有留下名字,或者为人所不知。我尽可能把我所知道的给披露出来。我觉得我更多的情感是倾注于他们的。我相信十个人读长征有十个人的结论,这肯定的,不能统一。但是我总想,不要把目光永远盯在那些上层。是,他们是先驱者,没问题。但是我想,我们是不是也能够看见这些士兵?所以我永远是在描写队伍,队伍在怎么走,而不是在描写统帅部。

    记者:之前长征在我们的意识里简直就是一帮“神人”干成的事儿,一帮“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王树增:所以要把他们从神坛上请下来,请到平地上,我们才会将心比心跟他们去比一比。为什么我特别强调他们的年龄?实际上,很多红军战士连青年都算不上,只是少年,25军还有儿童呢,但是照样打仗啊!红25军是正格的战斗部队。关于他们,我查到了前苏联的一本杂志。

    记者:1936年《-国际》第七卷第三期,《中国红军第25军的远征》:“最堪注意的,就是这支队伍差不多没有年逾18岁以上的战斗员。”

    王树增:这表述是真实的。除了军长程子华29岁、政委吴焕先27岁、副军长徐海东34岁以外,全军团营干部很少有超过20岁的。最精干的作战部队要数军部交通队了,由精心挑选的最有战斗力的战士组成,清一色都是十六七岁的少年。队伍里还有不少十二三岁的小红军,甚至还有八九岁的儿童。

    ■那些穷苦的孩子,他为什么追寻那面红旗?什么让他悲喜交加?什么让他怦然心动?什么让他舍生忘死?

    记者:但就是这些红军少兵,在以后的生存经历中,承担了他们这个年龄几乎不可能承担的挫折与苦难。

    王树增:我记得在东北我采访过一个老红军,前年,他还活着的时候,他说,他就是拉着陈赓的马尾巴走过来的,那时候他才13岁。我采访他的时候他已经是高级干部了。我突然感觉到,是不是我们对长征的认识有差距?

    至少有一点,就是跟当时的历史真实有差距。现在的年轻人,他一切关于长征的知识是从影视剧来的,他们心目中的红军是影视里那些红军。事实呢,他们其实就是一般穷苦的孩子。

    红军很奇怪的,两个极端组成,一个极端是学贯中西的-精英们,这些人都是留过苏留过欧洲的,你看刘伯承说一口好法语。这是一个阶层,他们受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教育,会好几门外语的都是,还有一些文学家,像瞿秋白等是文学家;还有一个极,就是极端贫困的农民,赤贫的农民,他们不认字儿。这二者间几乎没有过渡阶层。

    社会这两极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支奇特的军队,这个军队就叫中国工农红军。所以说这本书我前一章为什么又扯到1935年?我为什么要写红军的大致的脉络是什么?这支红色武装是怎么一回事?我觉得有必要诉说。回顾历史必须站在历史当时。那些穷苦的孩子,他为什么

    追寻那面红旗?什么让他们悲喜交加?什么让他们怦然心动?

    记者:什么让他们舍生忘死?

    王树增:对!到底是什么。你要说一句“革命理想”,太笼统了。其实不是。

    有一个细节,我采访老红军,耄耋之年,90多岁了,问他什么一问三不知,想不起来。但是有一样,几乎我问到的这些幸存的老红军(都是农村的,老头儿了,没牙了都),都会哼两句歌,不管是战斗的歌曲,还是民歌,甚至还有情歌。是红军常常唱的,是他们还是小红军的时候常常唱的。

    我就想,为什么他什么都忘了,为什么这几句旋律他忘不了,这几句歌词他忘不了?我想,无论长征是多么地惨烈,但是,肯定有人生的快乐在里边。这个快乐不是安逸,安逸和快乐不能画等号。我觉得是真正寻找到了自信的那种感觉。

    我们活在当代中国,是无论如何不能想象,在那个时代这个社会是如此的不公平,中国那种专制制度下,人民的悲惨程度,罕见。这帮孩子们,从生下来那天起,根本不知道做人什么感觉。中国的传统文化又使他们的内心十分地懦弱,只能忍声吞气。但是,红军那杆大旗来了。他突然发现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主张:你把欺负你的这些人、压迫你的这些土豪恶霸通通踩在脚底下,只要跟着红军走,这个不公平的世界可以改变。

    第二点,中国工农红军的内部,确实是官兵平等的。这一点不是说着玩儿的。出生入死的总是干部。如果把长征路上军师团牺牲的干部的名字列出来是一本书,特别多。我查了很多原始的资料,红军时期就有士兵委员会。而且官兵一致,一个南瓜大家分着吃就是了。至少在红军时期,在战斗部队里,这个内部关系是这样的。这种集体的感受,做人的感受,我觉得非常重要。那些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他一旦尝到,哪怕摸到了平等的边缘,他也觉得是天堂。

    所以你就可以解释这些年轻的孩子为什么跟着走,掉队了也得追。这是已经超出了-信仰、超出了国界、超出了民族界限、信仰界限的全人类共享的一种东西,就是人一定要受到尊重。不管红军红色武装内部斗争多么残酷,战斗多么惨烈,这种感受无疑是营造了最底层的、赤贫农民的一种憧憬。不然你无法解释,那战斗都是一死一片、血流成河的,那些小战士打仗不要命,冲上去明知是死啊。你说该是什么主义才能说得清楚?

    ■长征,与其说它是一个军事过程,不如说是个心路历程———从绝望走向希望,从绝境走向新生

    记者:您是一个军人,您怎么看待长征?

    王树增:与其说它是一个军事过程,不如说是个心路历程。

    要从军事历程上讲,它怎么能和发生在人类历史上的众多战役相比?从战役规模和军事规模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不过就是几万人在跑嘛,然后大军在后面追嘛。

    记者:战役规模是指什么?人数多?

    王树增:至少是指人数,和双方投入兵力的对比。它和我们解放战争都没法比,解放战争一场淮海战役,歼敌52万。军事意义上,它规模很小,走到贵州那时候已经剩了两三万人了。

    我觉得长征,更重要是这种心路历程。从革命史上讲,-党的红色武装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而作为走过这条路的人来讲,他的人生经过了一次冶炼的过程,就像淬过火一样。虽然我在书中描绘了很多战斗和战役过程,但这部书不是一部军事史,也不是一部党史,是一部心灵史。


    红军22勇士从泸定桥铁索上爬过时,无一落水,仅4人在肉搏战中阵亡

    记者:那这是怎样一个心灵的历程呢?比如,彻底见证死亡?

    王树增:从绝望走向希望,从绝境走向新生。

    比如泸定桥,从军事上无法解释。不要说那边有一个营在那儿堵着,一杆机枪就全封锁了,谁也过不来。可那22个红军晃晃荡荡就过去了,你有什么办法?!守桥头的是川军一个营啊,我连营长是谁都有名有姓给考证出来了。

    所以我就说,到最后,与其说是打仗,不如说就是拼意气。当你发现对方已经舍生忘死的时候,肝胆俱裂啊。你想想,你看一帮人顺着铁索往这儿爬,生死不顾。你手得哆嗦啊。我的判断是川军的意志瞬间垮掉了。只能这么解释,要不然解释不通。

    记者:而且泸定勇士22人,一个落水的都没有。

    王树增:对啊,一个都没死。所以我们看有些电影拍飞夺泸定桥,不停地往下掉人,那不对,一个都没有。这太奇怪了。我还专门去查都谁牺牲了。没有,一个都没牺牲。全过去了。

    记者:简直就是天兵。可我看过斯诺给他们拍照片,一个个看着就是普通中国农民啊。

    王树增:有些事情不是太可思议的。军事上说不通的。包括腊子口,林彪后来说过:“这还用一个团守吗?”一台机枪谁也过不去。一共才30米,中间还有一条河,地面修个碉堡完事儿了,谁也别过去。但照样,就过去了。那你没办法,你想想如果腊子口不过去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再往回走,过草地。没地儿走啊,没有路了。打完腊子口出去就是甘南了,就过岷山。过了岷山就是富裕地区了,是哈达铺,甘南的粮仓了,至少有吃的了。

    所以那年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带着他的全家,来走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走过的路。站在大渡河渡口的悬崖边,他觉得不可思议,当年三万多红军在十几万国民党军的追堵中渡过这条大河。布热津斯基后来说:对崭露头角的新中国而言,长征的意义绝不只是一部无可匹敌的英雄主义史诗,它的意义要深刻得多。它是国家统一精神的提示,它也是克服落后东西的必要因素。”

    ■回顾历史必须站在历史当时,读历史一定要有一个包容和宽容之心。对先辈留下的精神遗产,不要妄自菲薄

    王树增:长征其实很难叙述,毕竟它是党史嘛。

    记者:所以我更觉得您找对了角度。

    王树增:我一直就想这本书,它最根本的功能不是什么大揭秘。历史上没有多少秘让我们揭。况且我一直认为,当代中国说长征,没有必要纠缠到非常细致的史实当中去,比如哪一场斗争谁说什么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觉得没必要。那是军史学家、党史学家干的事儿。我们今天一般读者来阅读,我觉得应该是大历史的观点。

    记者:什么是大历史的观点?

    王树增:我想就是,我们把长征这个历史事件,放在整个大历史的脉络当中,来吸取一点儿精神营养,来滋养一下自己的心灵,就足够了。我老想,能不能在这些走过那条路的普通士兵身上,挖取一点能够滋养我们今天心灵的东西,使我们更坚强一点、或者更快乐一点,或者更自信一点。不要轻言失败,不要轻言放弃。往小了说是自己有这样一种阅读的收获,扩大到民族前途,是一种民族的自信心。

    很多当年长征中的事,我们今天读来有时候不可思议。我写书的时候我就想,很多的时刻我都绝望了,要是我,我做不到。我肯定不往下走了,没路了。比如,四渡赤水,那么一条小河来回走四趟,几万人的部队。那肯定是绝境了。很多这样历史的关口,我们今天不会想得到。好比我们的人生,会碰到很多这样的事情,好像没有路了,绝望了。其实看看长征,我觉得世界上恐怕没有绝望这一说,哪儿有冲不过去的口子啊?腊子口能不能冲啊?照样冲啊,最后一个妇女连不也给堵住了吗?我想,认识长征不必说大话,就是结合自己人生,你就会有收益。

    我为什么把视角搁在红军的士兵?因为我觉得这些士兵的心地是纯净的,至少比我纯净。我比他们污杂,虽然我们好像识几个字儿。他们确实心地很干净,他们单纯———我就要活下来!什么时候我都要活下来!只要不倒下,就跟着这支队伍走!而且坚信仗打胜了,公平的世界就到来了!我觉得这种纯净令我们敬仰。不是说,这世界单纯了,我就跟着单纯了,不是那个意思。单纯是在污杂的社会当中你留一方净土,才能显得你单纯。

    毛泽东一生最好的诗词,都是在长征过程中写的。刚刚打完一场血仗、登上娄山关关口那首“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是他所有诗词当中很少的略微伤感的一首。但是他自己说,“我一生中写的诗词,就是这首好”。“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但是底下,又昂扬起来了,“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我们别的不去评论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有这样的胸怀、有这样一种性格,没有干不成的事。谁也不会想到毛泽东带着几千人,向北走,衣衫褴褛,枪里都没子弹了,最后夺取了全国政权,而且你要知道,是在仅仅10年以后。我觉得,读历史谈力量也是在这儿。

    其实作家写一本书还真不是为告诉给人一个结果。任何历史读来都让人感慨万千,人类不管是什么历史阶段,终究还是有一点美好的东西、让我们心动的东西,或者,让我们心痛的东西。读历史一定要有一个包容之心和宽容之心。你不能站在今天的立场来评判历史人物和评判历史事件。我一直认为,一个有出息的民族,总是千方百计地在自己民族历史当中,找一些亮点,找一些能够支撑这个民族前进的一种动力。凡是有出息的民族都这样做。因此对于不管是近代史也好、革命史也好,我们对先辈留下的精神遗产,不要妄自菲薄。我们可是一个血脉,只要它对我们心灵有益,都是我们应该珍惜的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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