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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代皇帝溥仪自传《我的前半生》将推出全本

    本,“,“你写的东西有价值。这本书改好了,就站得住了。后代人也会说,最后一代皇帝给-党改造好了,能交代了。”

    1960年1月,群众出版社把油印本印成灰色封面的铅印本,俗称“灰皮本”,并限政法系统和史学界内部购买。后来,由该社文艺编辑部主任李文达与溥仪磋商,另起炉灶重新构思,主题为一个皇帝如何改造成为一个新人,以充分反映党的改造罪犯事业的伟大胜利,并先后创作了一、二稿本,当时的评价很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申伯纯认为“将来出版必然要轰动,甚至还要从香港流进台湾去。”此后,经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单位审查,包括翦伯赞、傅作义、张治中、郭沫若、老舍等在内的社会知名人士,都纷纷对此稿提出了修改意见。

    当年协助李文达写作的助手,也是《我的前半生》定本责任编辑王兰升表示,当时各方提出的意见一般都是要改的,因为那时人的思想还普遍比较保守,都唯恐出错,写文章都是要左考虑右考虑,很慎重,传记作者自己也很明白这一点。《我的前半生》“定本”终于出版,早已经是几易其稿,与一、二稿,即后来“全本”收录的部分,有了很大的不同。

    比如“全本”新增加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节,坦白了溥仪作伪证的经过。国际法专家梅汝王敖当年就曾建议这部分内容不宜公开披露,以免“供给反动派以伪造历史、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材料”,“国际影响必定是极坏的”。翦伯赞则呼应梅汝王敖,认为“凡是在国际法庭上所未承认的,一律不要承认。”结果《我的前半生》“定本”将有关这部分的内容大幅度弱化了。

    “全本”还恢复了婉容的孩子一生下来就被填进锅炉里烧化的内容,这段文字当年被删去的原因是怕太过残忍,引起外国读者不愉快的感受。同样在“定本”中被删除的还有溥仪的卦辞,理由是不能够宣扬封建迷信。当时居天津伺机而动的溥仪怀着深刻的忧虑,为蒋介石的政府和自己的命运,一次一次地卜过卦,卦辞显示国民政府将“化冲而散”。

    总之,一切涉及国际关系和党的改造战犯政策的有关部分,“定本”都十分慎重,以尽量避免可能引起的副作用,目的就是使该书更好地为-服务。也有例外,比如当时删掉的《离婚》部分,就是应溥仪自己的要求,以免影响他和新婚妻子李淑贤的感情。该篇描述了溥仪对“福贵人”李玉琴态度的转变,这个曾经有后有妃的末代帝,成为被改造的战犯后,忽然懂得了什么叫夫妻,什么叫做恋爱。但是李玉琴执意离开,溥仪明白了这是不可挽回的事。该节的末尾写道,“事后所长微笑着对我说:‘一切都在变,你在变,溥仪。不把自己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牺牲上,这是对的!’”

    可信的“自传”

    不过,与-审查相比,“定本”更多的删改则完全是从技术层面进行的。当时专家意见强调不要玩弄文艺笔调,要加强科学性,逻辑性。为此要求文字不宜华丽,要与作者身份相适应,换言之,就是要增加该本自传的可信度。

    “全本”责编孟向荣在《我的前半生出版始末》一文中记载,楼适夷到老舍家做客,看见老舍像是在爬格子。一问情况,老舍正在审阅和修改《我的前半生》二稿。老舍在书上作了文字修改(平均每页均有所批改),凡错、别、漏字及有问题的句子大部分作了改正或批上记号,如“这位花白头的老上校,我刚来这里时很怕他”,应当是“我刚来这里时,很怕这位花白头的老上校”。老舍认为,“在末后两三章里,似乎是要解决一切问题,便有表明大觉大悟的意思,使人未必相信。不如少说一些道理,而由小见大地说出具体的觉悟来。如:原来体弱,劳动后却能吃30个饺子。”

    经过专家审读甚至亲自修订过的《我的前半生》“定本”行文流畅,言简意赅。原中国公安文化研究所所长杜元明认为,“‘定本’凝聚了溥仪及李文达和各方面专家的心血,殊为难得。”事实上,正是诸多参与人员集体地精心打造和琢磨,才使得《我的前半生》一书最终发挥了很好的宣传效果,虽然文革结束前只有17级以上干部凭介绍信才能购买,但《我的前半生》还是在国内外引发了很大的轰动。外国进步人士曾报道:“看到溥仪,才能深刻地感受到什么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

    而若将于2007年出版的《我的前半生》(全本)与1964年出版的“定本”对照,仍然能够发现传主过度的忏悔与专家审查时为塑造“信史”,反而适度松绑的有趣关联。甚至在那个年代,过头的认罪和自嘲自骂也被认为是不实事求是的,反而有悖宣传效果的。从小标题的拟定和称呼的迥异里就可以略见一二,比如原稿中“在羊的面前是狼”,在定本中就改为“家门以内”;原稿称“我们这些拔尖的汉奸”,定本改为“我和伪大臣们”;“原稿里作者大胆的心理揣摩和大段的文字描述,在定本中则大多被删除,而含糊不清有可能妨碍理解的地方,在“定本”中则往往加以注解,并且特别注重环境及人物的合理合法性。比如在一个最关键的细节,描述向溥仪宣读特赦书的场景,原稿为“最高人民法院的人走到讲台当中。”定本里则为“最高人民法院的代表走到讲台当中。”

    现在,从“全本”中,一个更鲜活的溥仪呼之欲出。“全本更具有文学性,整体风格和行文都完全不一样。”群众出版社编辑孟向荣告诉记者,《我的前半生》全本和定本,作为同源的两本书,今后将同时发行,“并行不废”。而传主溥仪,则在“全本”中留存了一个末日战犯的“完全体验”:“我想现在反正是一切全完了。我的一切所作所为,愿意说的和不愿说的,我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我的凶暴和怯弱,我的表面和内里,全亮出来了。我像一个赤条条、一丝不挂地站在光天化日之下的人,任人展览,听候最后审判。”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罗雪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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