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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丹在大学这么讲《论语》是渎职(图)

    参与了他们的节目评判,“百家讲坛”从一开始就很熟悉,他们的研讨我也参加得很频繁,我们经常在一起谈,什么样的题目找什么样的人来讲合适。

    《论语》的题目是早就定下来的,有一天他们就说,那还不如你来讲呢。

    新京报:那个时候你们觉得应该找什么样的人来讲《论语》?

    于丹:我们觉得,首先绝不能把《论语》只当做外在的一种学问,而是内化的生活方式。所以,首先找到的人是要把《论语》当做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学术内容,其次是他能够深入浅出,《论语》最大的特色是它是一种语录体的哲理,它跟《三国》、《明史》都不同的是它缺少情节,讲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加入大量情节,就是话不远人,让大家觉得它离现代生活很近。

    新京报:对于孔子,你自己究竟是怎么理解的?

    于丹:我称他为一个特别温暖朴素的仁厚长者。孔子是一个特别厚道的人,学生经常拿一些刁钻古怪的问题去问他,学生无论问他什么他都说,哪怕是他自己不屑的问题。

    “百家讲坛”不同于在大学里讲课

    新京报:但是现在你对于《论语》的这种讲解方式,可能一部分人会觉得很生活化,但是相对的也有人觉得,讲解的不够专业,甚至相当于“中学语文老师”的水平,你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吗?

    于丹:我在大学里十几年也在讲古典文学,也在讲《论语》,但是大学的讲法肯定和“百家讲坛”不同,大学是一种学理的讲法,讲究严谨的考据,学术的系统,思想的深远。

    我在“百家讲坛”是另外一种讲法,它是传播的讲法,感悟的讲法,心得的讲法。“百家讲坛”对于所有的讲者有一个要求,你要让15岁的中学生愿意听,而且还要听的有兴趣,这个要求是符合大众传媒的定位的。在“百家讲坛”讲《论语》从一开始就不追求学问上的深刻,而是一种放散性的,关乎人们生活自身的讲法。

    新京报:也就是说,你们想追求的就是现在的这种效果?

    于丹:现在这个效果基本是一开始我想要追求的,就是用一种情节的承载,心中有,口中无,每个人在现实生活中都会遭遇到的各种困境和问题,把它说出来,在《论语》中找到一种朴素的化解方式,让人们的生活更自信,提升大家的幸福感,这就是我讲《<论语>心得》的目的。

    不在大众传播的平台上追求学术水平

    新京报:我觉得,实际情况是,一般看“百家讲坛”讲解《论语》的观众,是不太看书的那一部分人,也就是电视的那一部分特定收视人群,而真正做学问的人则很少会看这种电视节目,会根据这个情况来采用这种可以说是“通俗”的方式讲解吗?

    于丹:其实这正是“百家讲坛”在定位时候的高明之处,这是一个非常大众的层面,一个人可能没有读过某部经典,但是没有一个人会不涉足生活,一个成年人一定会遭遇到很多的困惑,很多的考验,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智者不惑。这其中的忧、惧、惑就是客观现实,现在诱惑多了,会更加感觉到这些困惑。我们以这种方式来讲解《论语》,就是在我们面临多元选择的时候,让大家的主心骨更增强,这样客观的忧、惧、惑就会受到抑制。

    新京报:也正是你刚才所提到的这些内容,会让人觉得你在“百家讲坛”中对于《论语》的讲解更加偏向是一种“心理医生”式的讲解,而非专业化的讲解?

    于丹:从一开始,我就不在大众传播的平台上追求学术的水平。我们在不同的平台上有不同的考量标准,如果在大学讲坛上我这样讲,那我是渎职的,我是对专业的学生不负责任。但是如果在电视上以一个大学讲堂上的严谨,讲求考据的话,我也是对大众的不负责任。现在每个人被多重价值观撕扯着,《论语》不能包治百病,也不能在心理学角度立竿见影地起作用,但说清了其中的一句话,就可能会起到让人豁然开朗的作用,它总归是对今天的生活有价值的,这种价值在大众传播平台实现,我认为比在大众平台上去追究学术水平要重要的多。

    对易中天非常敬重

    新京报:从你一开始讲《论语》,易中天就对你作出了非常高的评价,你们俩对于这方面的交流多吗?

    于丹:我和易老师在录“百家讲坛”期间交流并不多,之前我俩甚至互相都不认识,但是在“百家讲坛”播出期间,易老师首先发帖子说“于丹真棒”之前,我俩都没有怎么说过话。易老师作为一个学术前辈,对我很提携,而我对他非常敬重。他身上有中国知识分子难得的风骨,外在张扬的傲气,可以率意独行,这样的东西在易中天老师身上有,他是一个真性情的文人。

    新京报:但是似乎大家对于易中天的评价也是两极分化比较严重的,并不都是赞美之词?

    于丹:大家对于《论语》都可以有两极化的评论,更何况对易老师?

    新京报:现在你的书的首印数量已经超过了易中天,这是否暗示着,你会比易中天还要“火”?

    于丹:不是这样一个标准,易老师是讲《三国》的,读过《三国》,喜欢小说的人可能只是一部分,但《论语》作为中国人的《圣经》,它对于每一个中国人这种普遍程度来讲,我的这个题材先天应该更占优势。《论语》是不大好讲,但它更具普遍性的需要。

    新京报:现在已经有人把你称做“女版易中天”了,你对这个称呼怎么看?

    于丹:每个人只可能成为自己,不可能成为他人。

    新京报:其实这个称呼有可能意味着,你有可能也像易中天一样,成为一种话题议论的焦点,你对此做好心理准备了吗?

    于丹:我现在还没有想到这么远,我现在能想到的就是尽量以一种职业化的态度讲《论语》、《庄子》。

    ■人物名片

    于丹,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影视传媒系主任,影视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专业方向:广播电视媒介学。现为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国视协高校艺术委员会秘书长,中国视协理论研究会特邀研究员,中央电视台研究处客座研究员,中国新闻研究会、中广学会主持人研究会,中广学会法制节目委员会常务评委,澳大利亚新闻集团首席顾问。(本报记者 刘玮 摄影:本报记者 郭延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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