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说实话，在探访的过程中真的很不容易，因为那些见证过历史的人已经很少还健在。像这本《改变世界的日子》，我主要是通过对表姐王海容（毛泽东表侄孙女、中国第一位女性副外长）的采访、聊天了解到的一些关于中美外交时期的故事。为了找到更多第一手资料，我还先后采访了一些熟悉外公的家里人，让他们从历史见证者的眼光去谈这些事。我觉得，做一个客观的记录者首先要保证的就是不偏不倚。

今报：写毛泽东的书并不少，你所著的这三本和同题材的书籍有哪些不同呢？

孔：我的不同就是让他们不再英雄式、脸谱化，以往写毛泽东的书有些“神话”，我希望自己笔下的外公还原成一个普通人，也有悲喜，也有普通人的生活。我每次采访都发现，关于外公的新东西真的挺多，这说明，把一个伟人真正还原成普通人，还有足够的空间。

谈外婆她一生承受太多东西

今报：你眼中的外公毛泽东是什么样的人？

孔：我没有见过外公，但从身边的亲人那里了解到好多关于他的事。外公给我的印象是个非常和蔼的老人，情感细腻，很幽默，对子女也很好，总会讲故事让孩子明白一些道理。我母亲12岁时从苏联回来，不会说国语，外公就写毛笔字让她临摹，还给她解读四大名著。他从不强迫子女做不愿意做的事情。外公一生的治国韬略、军事思想、诗词、书法以及以小胜大、以弱胜强这种坚韧不拔的意志和顽强的精神，对我们的事业、生活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给了我们坚强的力量。

今报：你曾经说过影视作品中对你外婆贺子珍的描写过于单一化？

孔：是的，无论是报道还是影视作品总喜欢把外婆塑造成扛枪的女战士、女英雄，其实外婆的一生，人间疾苦都尝遍了。外婆生了6个孩子，大小产加起来可以算10个，这些孩子有的丢了、有的死了，最后留在身边的只有我妈妈一个人。外婆的一生非常坎坷，长征时，她身上中了17处枪伤；在苏联时期，她还给人家洗衣服、织袜子、伐木。作为毛泽东这样一个伟人的妻子，她一生中承受的东西太多了。

今报：你怎么理解外公外婆之间的感情？

孔：他们是患难夫妻，彼此都很注重感情。我小时候，外婆经常会谈起外公的一些生活习惯，冬天还会从上海准备一些新鲜青菜让妈妈捎过去。外公也会托我妈妈带礼物过来，印象最深的是一块外公随身带着的丝质白手帕。

谈自己伟人之后有压力也是动力

今报：听说你的名字也是毛泽东亲自给取的？

孔：何止是名字，连生命都是外公保住的，因为我和哥哥年龄相差十岁，妈妈怀我的时候生活很困难，就问外公还要不要我，外公的回答是“一定要，不行的话我帮你养。”1972年，我在上海出生，当时我妈妈就把我的照片带给外公看，他看到后非常高兴，就取了“毛泽东”中的一个“东”字和梅花的“梅”作为我的名字，外公觉得，梅花最能代表东方女性的气质。

今报：你是多大意识到自己的身份？这个身份让你的生活有了怎样的不同？

孔：我6岁时，从上海去北京，到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他的遗容，才懂得自己的身份。这个身份对我的成长带来了一些压力，小时候，去哪儿，不去哪儿，与谁交往，都由大人来决定。上学之后，父母对我开放的教育方式让这种情况好了挺多。不过，身为伟人之后，别人对你的要求自然会严格。比如前段时间我去广州采访，有记者报道我涂黑色指甲油，其实是一种暗红色，结果第二天便有电话来，说一定要告诉孔东梅，不要乱宣传。

今报：你怎样面对这种身份带来的压力？

孔：面对身份上的压力，我常告诉自己换个角度想，有人在观察你，注意你，本身也会激发你更加努力，让你内心深处对自己说，不能给这个身份丢脸。首席记者唐晓诗

孔东梅档案

父亲孔令华，母亲李敏，是毛泽东四位孙辈后人中惟一的女性。她1972年出生于上海，随外婆贺子珍生活，1978年回到北京。1996年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曾参与创建泰康人寿保险公司。1999年就读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国际-硕士学位。

2001年回国，创立北京东润菊香书屋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同时在北京大学攻读国际传播与媒体研究专业博士。除了《改变世界的日子》，还出版有《翻开我家老影集———我心中的外公毛泽东》、《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毛泽东与贺子珍》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