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作者看来，愤青一般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行为愤青，另一种是文化愤青。作者认为，可以看作是行为愤青的诸如汲黯和豫让，前者一生特立独行、不服天子政令，且敢作敢为、不假掩饰，始终保持愤青本色，甚至老而弥坚；后者则以武犯禁、忍辱负重，为报知己之恩，不惜“斩衣三跃”、士为知己者死。可以看作是文化愤青的诸如陈亮与王安石，前者固然豪情万丈、文采斐然，颇具大敌当前、纹枰论道之风采，但此人太多空谈、不知实务，最终还是“空留高咏满江山”；后者固然指点江山、激扬往古，提出并推行了著名的“熙宁变法”，但他为人执拗、不知通融，终于还是因为“自视过高”而功亏一篑。

汉人精神发展史中特别卓尔不群的元素，也在这些愤青中的三个人身上得到体现。首先是庄子，他是汉人中最有智慧的人，关于-，他说：“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关于知识，他说：“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追无涯，殆矣，”关于生活，他留下了千古名言：“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其次是汲黯，他是士的代表，“士可杀而不可辱”，汲黯这样的大臣，和明清后只管做官的奴才，在精神上是很不一样的——虽然都是读书人。最后是豫让，是侠的代表，其核心价值观是“义”。很不幸，明以后，汉人“士不士，侠不侠”。

我个人以为，缥缈的这本《愤青史记》，漏了两个很牛的愤青，一个是临刑前抚琴一曲，说“《广临散》于今绝矣”的稽康；一个是说“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陈汤。

可见愤青虽然不乏超人之处，但因为他们的偏激与恣意，其初衷与最终能够达到的目的却往往大相径庭，与其说他们追求结果，不如说他们注重过程。正像作者说的那样：“从古以来，愤青革命，成功的次数较少，而说得上还算成功的人，大多并不能得到实惠，所谓‘名至而实不至’，最终落得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如果单从这一点看过去，愤青与当今风靡一时的行为艺术倒也颇相仿佛。

愤青虽确有其自身难免的局限性，但在他们身上表现出更多的，还是那种不计个人得失的张扬与进取的精神，那种“能为刺客，能为一种被太史公以及我们现代人所称扬的‘武侠精神’”。所以，无论怎样的愤青，他们都有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虽然他们有时的确因偏激而不近情理，但他们的出现，却是对一个死气沉沉、万马齐喑的社会局面的一种矫正——没有愤青，历史会变得寂寞。

当今时世，乃是一个伪愤青大行其道的年代，在商业浪潮的冲击与裹挟之下，愤青云云，已然沦落为作秀与炒作的代名词——明眼人大概都能看出，《愤青史记》所谈的是历史人物，关注的却是现实。作者只是借古人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通过历史愤青的作为，还原了被现代人扭曲的历史，同时，他也在他们的身上，发现了真正的愤青精神。

《愤青史记》，缥缈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6年10月第一版，2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