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托之辞
爱尔兰剧作家，议员理查德·布林斯利·谢里登（1751—1816年），拥有“睿智的议会雄辩家”的美称。在许多场合，他以如簧之舌解除了麻烦，争得了自尊。 一天，一位爱唠叨又浅博的太太急于要和谢里登一起出去散步，对他说：天气已够好的了，完全可以出去了。而谢里登则急于避免和这位太太单独在一起，便回答说：“这天气对你一个人来说也许已够好的了，但对两个来说，还完全不行。”
在无赖和愚蠢中间
一天，谢里登从朋友处回来，走到伦敦街上，迎面碰上了两个皇家公爵，这两个人平时总要挖苦这位作家出身的议员。 他俩很亲热地与谢里登打了招呼，其中一个拍拍他的肩膀说：“喂，谢里登，我们正在争论这个人是更无赖些呢还是更愚蠢些。” “哦，”谢里登立即抓住他们说，“我相信我正处于这两者之间，这就是答案。”
向议员“道歉”
有一次，在下议院里，谢里登和另一位议员争了起来，他对这位议员言不由衷的行为感到愤慨，并当面指责他是个骗子、说谎家，第二天，下议院院长要求谢里登向那位议员道歉，因为他的话带有侮辱性。谢里登回答说：“我是说过那位尊敬的议员先生是个说谎家，这一点儿不假，对此，我深表歉意。”
免费旅行的妙法
法国作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家弗朗索瓦·拉伯雷（1494—1553年）有一次有急事要到巴黎去，可是没有上路的钱，怎么办呢？他弄来一些有颜色的粉未，包成三包，在上面写着：“给国王吃的药”、“给王后吃的药”、“给太子吃的药”，然后，有意让警察看见这些东西。警察发觉后，如临大敌，马上把他抓起来，当作重大嫌疑犯送到巴黎。经过调查，没有治罪根据，只好把他放了。他达到了免费到巴黎的目的。
遵守诺言
J．科佩（1842—1908年），法国著名诗人，1884年被选为法兰西院士。 有一次，一位不大出名作家的妻子跑来找科佩，请他在法兰西学院选举院士时帮他丈夫一次忙，她说：“只要有你有一票，他一定会被选上的。如果他选不上，一定会去寻短见的。” 科佩答应照顾她的要求，投了她丈夫一票。但此人并未选上。 几个月后，法兰西学院要补充一个缺额了。那位太太又来找科佩。 请他再鼎力相助。 “呵，不，”科佩回答说：“我遵守了自己诺言，但他却没有遵守。因此，我不好再覆行义务了。”
有毒的马铃薯
法国寓言家拉封丹（1621—1695年）每天早晨习惯食用一个马铃薯。 有一天，他把一个太烫的马铃薯放在饭厅的壁炉上凉一凉，随后就离开了房间。可是，等他回来时，那个马铃薯不见了。有个佣人曾经在饭厅里走过，拉封丹猜到了发生了什么事。 于是，他叫喊起来，“啊！我的上帝，谁吃了我放在壁炉上的那个马铃薯？” “不是我。”那个佣人回答说。 “那再好也没有了。”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我在马铃薯里放了一点砒霜，是为了毒死老鼠的！” “啊，我的上帝！砒霜1……我中毒了！” “放心吧，孩子，这是我略施小计，为的是想知道事情的真相。”
那位先生弄错了
大仲马为人慷慨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即使破了产，仍然最厌恶吝啬。有一天，从旅馆出来，大仲马看见一个百万富翁正给存衣处的管衣人一个50生丁的硬币。 作家涨红了脸，递给管衣人一张100法郎的纸钞。 “对不起，先生，我想您弄错了！”管衣人将钱又递了回来。 “我的朋友，不，”大仲马说道：“是那位先生弄错了。” 他指了指那个百万富翁。
最遗憾的事发生了
大仲马有一次和一位官运亨通的青年政客发生了争执，两人誓不两立，并同意用决斗来解决问题。 同他俩坚定地各执已见一样，他俩的枪法又都是出了名的好。在中间人的安排下，他们决定抽签，输者必须向自己开枪。结果是大仲马输了。 他手里拿着枪，神情严肃地走进另一房间里，随手关上了门。 在场的同伴们在焦虑中等待着那一枪响，等了好一会儿，枪声响了。 对手和同伴向房间跑去。打开房门，只见大仲马手里拿着冒烟的枪，失望地对来人说：“先生们，最遗憾的事发生了——我没有打中。”
统计数字
大仲马的作品多曲折感人，而大仲马又多私生子，所以，取笑讥讽他的人，往往把他的作品比作他的私生子。 最使他头痛的是巴黎统计学会的秘书长李昂纳，这人是大仲马的朋友，每次举统计数字的例子，总是说大仲马的情妇和私生子有多少。 有一年该统计学会开年会，大仲马估计，李昂纳又要大放厥词，说他的坏话了。于是他请求参加年会，获得了批准，果然不出大仲马所料，李昂纳又举他的情妇和私生子的便子。 李昂纳报告完毕，请大仲马致词，一向不愿在大庭广众之下发表演讲的大仲马，这次却破例登台说：“所有统计数字都是撒谎的，包括有关本人的数字在内。”听众哄堂大笑。
拼命写作
有一天，小仲马去父亲那里，见父亲正在写作，就问他近况如何？ “累得要命”。父亲答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道。 “那就休息一下好了。” “不行，” “为什么？” 大仲马拉开桌子的抽屉，指着两个路易对儿子说：“我来巴黎时身边有53个法郎，现在手头却只剩下40个法郎。在我没有挣回那13个法朗之前，我必须写作！”
没有秘诀
大仲马写作的速度十分惊人，他一生活了68岁，晚年自称毕生著书1200部。有人问他：“你苦写了一天，第二天怎么仍有精神呢？” 他回答说：“我根本没有苦写过。” “那你怎么写得又多又快呢？” “我不知道，你去问一股泉水它为什么总是喷涌不尽吧。”
打瞌睡的人
友人约小仲马（1842—1895年）同去看戏，演出中间人们聚精会神地凝视着舞台。 只有小仲马反转身来，面向观众，嘴里还不停地嘟噜着：“一个，两个，三个……” “亲爱的、您这是在干什么？”友人问。 “您的剧本正在上演，我在算算看，有几个人正在打磕睡，”小仲马答。 不久，小仲马的《茶花女》公演了，两人又一同去观看。 这次，那个朋友也不停地回头寻找打磕睡的人，找来找去，居然也被他找到了一个。 “亲爱的，您的《茶花女》的观众不是也有打磕睡的吗？” 小仲马朝他朋友指的地方望了一下，一本正经他说：“怎么，你不认识这个人吗？他正是上次看您的戏时睡着的人，想不到他至今还没有睡醒。”
作家选择决斗的武器
乔治·库特林（1858—1929年），法国知名的剧作家和幽默作家。有一次，一位自命不凡的年轻作者想一鸣惊人，便写信给库特林，借三个微不足道的理由向他提出决斗，但这一封信实在上不了桌面：字迹潦草，甚至有许多字拼写错误。库特林很快给他写了回信：“亲爱的先生，因为我是伤害你的一方，该由我来选择决斗武器。我要用‘正字法’来决斗。在接到这封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信之前你就已经失败了。”
剧本的标题
特里斯坦·贝尔纳（1866—1947年）在法国影剧史上占有特别的地位。他一生创作了大量的小说和剧本，后者尤其出名。他为人严肃认真但不刻板，富于幽默并常出奇想。 有一次，一位年轻的剧作者送来一部作品请贝尔纳指教。没过几天，他就来问贝尔纳，剧本的标题是否合适。还没有看过剧本的贝尔纳想了一会儿问：“你剧本里有没有喇叭声？” “没有。”年轻人疑惑地回答道。“那么，有没有鼓声呢？”“也没有啊，剧作者更纳闷了。“那就好办了，你干脆把标题改为《不闻鼓乐》吧。”
权威人士的俏皮话
有一次贝尔纳说了句俏皮话，把他的朋友们逗得捧腹大笑。一位非常佩服他才华和为人的人恭维他说：“只有你才能说得出如此妙不可言的话来。” 可是，贝尔纳坦率地告诉他，这句俏皮话是他刚刚从报纸上看来的。 “是吗？可你说得那么自然，就像是发自你的内心一样。” “这一点算你说对了，”贝尔纳得意地说，“不同的是，我把它权威化了。”
最佳答案
有一次，法国的一家报纸进行了一次有奖智力竞赛，其中有这样一个题目：如果法国最大的博物馆卢浮宫失火了，情况只允许抢出一幅画，你会抢哪一幅？ 结果在该报收到的成千上万份答卷中，贝尔纳以最佳答案获得该题的奖金。他的回答是：“我抢离出口最近的那幅画。”
给自己喝倒彩
乔治·费多（1862—1921年）是法国著名的戏剧家，他成功地创作了许多滑稽，《马克西姆家的姑娘》一剧曾轰动一时。但在他刚开始创作时也曾受能上能下观众的冷遇。在一个瞥脚的首场演出的晚上，费多混在观众当中，同他们一起喝倒彩。“你是发疯了吧！”一个找到他的朋友拉住他说。 “这样我才听不见别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人的骂声，”他解释说，“也不会太伤心。”
把斗赢的送来
有一次乔抬·费多在饭店里用餐，女招待员送来一只缺了腿的龙虾，他毫不掩饰地表示自己的不快，招待员解释说，在蓄养池里的龙虾有时会互相咬斗，被打败了的往往会变成残肢少腿的。“那好，请把这只端走，”费多吩咐道，“把斗赢的那只给我送来。”
思想太丰富了
马塞尔·埃梅（1902—1967年）是20世纪法国最著名的文学家之一。有一天，一名记者对埃梅抱怨说，现代社会阻碍了人类的自由发展。 “我不同意你这种说法，”埃梅温和地说，“我觉得我是完全自由的。”“但是，毫无疑问，你得承认你的自由受到限制。” “这倒是的，”埃梅答道，“我不时发现我极大地受到词典的限制。”
领带
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1835—1910年），曾经是斯托夫人的邻居。他比斯托夫人小24岁，对她很尊敬。他常到她那里谈话，这已成为习惯。 一天，马克·吐温从斯托夫人那里回来，他妻子吃惊地问：“你怎么不结领带就去了？”不结领带是一种失礼。他的妻子怕斯托夫人见怪，为此闷闷不乐。 于是，马克·吐温赶快写了一封信，连同一条领带装在一个小盒里。送到斯托夫人那里去。信上是这样写的：斯托夫人：给您送去一条领带，请您看一下。我今天早晨在您那里谈了大约30分钟，请您不厌其烦地看它一下吧。希望您看过马上还给我，因为我只有这一条领带。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