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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故事王安娜和宋庆龄女士的友谊记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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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母亲１９８９年７月去世前，我知道她和宋庆龄女士的特殊关系，也知道她保存有宋庆龄的信件，但是我并不清楚母亲保存的这些信件的具体内容。１９９８年１０月，我从汉堡市德国空中客车飞机制造公司正式退休，才有时间坐下来，仔细地整理母亲遗留下来的几个装文件的大纸箱子。当我发现母亲收集的这么多的宋庆龄信件时，我 惊呆了。这些信件全部都是用英文写的，其中一大部分是手书的，比较潦草，因而对我来说，这部分信件看起来有些困难。为了了解我并不熟悉的母亲的生平活动以及她与宋庆龄的关系，我下决心克服这个困难，硬是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把近三百封不论是用打字机打的还是手书的信件，全部整理到计算机上。我感觉到的是，在整理信件的过程当中，每读一封信件，就增进了一份对她们的了解，更增进了一份对她们的尊敬和爱慕。
为了让广大热爱宋庆龄女士的朋友及我们的下一代更了解她的事迹及为人，为了更了解宋庆龄女士为了中国妇女及儿童福利所作的贡献，我把信的原件复制到光盘上，交给了北京宋庆龄基金会，并请了我母亲及宋庆龄女士共同的老朋友爱泼斯坦先生给信作了宝贵的注解。我希望这些信件经过整理后，能够尽快介绍给关心和热爱宋庆龄的读者。
一段难忘的友谊
母亲是何时与宋庆龄女士认识，何时开始与宋庆龄女士通信的呢？据母亲所著的书上写道：“从一九三八年开始，直到一九五五年，孙夫人和我一直保持合作，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对她的尊敬和仰慕与时俱增。”。
书中回忆说，她是通过何香凝女士介绍认识孙夫人的。但真正开始在孙夫人手下工作，还是通过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先生介绍的。１９４２年，她们都居住在重庆，由于我父亲王炳南在周恩来先生手下工作，主管外事方面的事情，母亲也协助父亲作了不少对外宣传方面的工作，写了很多文章，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向外国朋友介绍-党在国共合作中的政策和主张。她精通德文、英文和法文，又是德国的哲学博士，文章和口才都很好，所以一开始就赢得了孙夫人的信任，担任了她的外文秘书。
从我所整理的信件中可以看到，宋庆龄女士和我母亲在１９４２年就开始通信了。在我收集的信中，第一封信是在１９４２年３月３日写的，她客气地称我母亲为王小姐。第二封信是在三天后写的，改称我母亲为王安娜。从第三封信开始，也就是在同年３月１６日以后，一直到她去世前，都亲切地称呼我母亲为亲爱的安娜。
我在重庆的时候，年龄尚小，偶尔随母亲到孙夫人那 里去玩，至今还记得夫人的亲切面容及她家的大花园。母亲从不允许我参与大人的谈话，因而对她们所开展的活动以及她们之间的友谊了解甚少。抗战胜利以后，夫人先回到上海，我母亲随后也与她在上海会合。在孙夫人创办的中国福利会工作，继续担任她的秘书。我此时接触孙夫人的机会多了，有时随母亲在她家里吃饭，有时在公共场合见到她。比如有一次，解放前，福利会在当时上海兰心大戏院举办黄河大合唱募捐演出，我也随母亲去了，坐在孙夫人附近。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为了配合中国福利会筹集资金的工作，经常协助孙夫人举办各种活动，十分忙碌，常常是深夜才回到家里来。她有时参加宴会回来后，拿出好吃的东西给我，说这是孙夫人特意留下来让母亲带给我的。在上海期间，有几件事情对我印象比较深刻。其一：因孙夫人早年曾到过德国柏林，她很喜欢德国，包括他们的艺术，建筑以及饮食等各个方面。她非常喜欢听德国的音乐，吃德国饭。在繁忙的工作之后，经常向我母亲学做德国饭，一边吃着一边议论，很是高兴。其二：由于孙夫人的特殊身份，不允许她亲自去街市上选购她所希望要的东西，而她有时需要有些特别购买的东西，别人不好代理，母亲就承担了这方面的任务。由于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母亲和孙夫人的友谊和信任不断加深，对孙夫人的爱好掌握得比较好，能购置到夫人满意的东西，经常受到她的赞赏。
母亲是１９５５年离开中国回到阔别二十年的祖国——德国，这二十年世界上无论中国和德国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推翻了蒋介石统治，建立了中华人 民 共和国。而德国法西斯战败，国家分裂成西德和东德，我外婆也在战乱中悲惨地去世了，所 以 母 亲 在德国只有有限的几个亲戚，没有甚么其他依靠。虽经孙夫人多方挽留，我母亲还是毅然回到了刚开始重建的德国，开始寄居在东德我舅舅家，不久在柏林洪堡大学找到一个教授东亚及中国现代史的位置。直到１９６１年后移居到当时的西德，住在汉堡附近。她虽然人在德国，但是整个心却留在了中国，留在了她长年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留在了她所敬仰的周总理和宋庆龄那里。此后，她不管家搬到哪里，书房的小桌子上总是要摆放着周总理和宋庆龄两个人在重庆时期的照片。在德期间，她经常不断与孙夫人通信联系，一直到孙夫人１９８１年去世前不久为止。在我１９７９年来德与母亲重聚后，母亲经常向我提起在文化大革命中那一段难忘的时光。孙夫人那时不便给我母亲写信，但又要向我母亲表示，她没有忘记我母亲，就采取一个巧妙的办法，每隔一个阶段给我母亲寄一份中国建设杂志，然后亲笔写上收信人及发信人的地址，表示我还有寄信自由，我还想念着你。我母亲对这种表示方法非常感动并完全理会了。当１９７９年母亲受邓颖超及康克清邀请重返中国，见到久别重逢的孙夫人问及此事时，孙夫人证实了这一点。
孙夫人于１９８１年５月去世，母亲在德国听到这个消息后很是悲痛，从此就在孙夫人照片的旁边放上一个小花瓶，并亲自经常不断地在瓶内更换着鲜花。此后，当她得知她在国内的许多老朋友如路易·艾黎、马海德等相继去世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时，经常心情很不好，一再对我说，她也是属于这一批人的，也该走了。１９８９年７月，她老人家无疾而终，享年８２岁。
亲聆孙夫人对我的教导
由于我母亲的关系，使我有机会接触到这位世人所尊敬的，近乎传奇的孙中山夫人，真是我一生的莫大的荣幸。孙夫人不仅是我母亲的领导和亲密朋友，也像我母亲一样，给我各方面很大的帮助，是我最亲密最值得信赖的人。
１９５５年我中学毕业后，考上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成为了一名军人。当时我母亲已在德国，我非常思念她，想毕业后能和母亲生活在一起。我知道，作为一名现役军人是几乎不可能实现这个愿望的，就写信给孙夫人，希望她能帮我忙，脱下军装，转学到地方大学里。孙夫人知道我的这一想法后，立即就给我回了一封信。在她１９６０年９月８日给我的信中这样写道：
“收到你的信，我很高兴的知道了你喜欢目前的专业。你学这门学问，对于保卫祖国，巩固国防和保卫世界和平都很重要。你离开毕业的日子已不远了，希望你继续学下去，如果半途转学其他专业未免可惜。
你是一个有雄心大志，热爱祖国的革命青年，祖国需要你学甚么，我相信你一定会始终服从祖国的需要和分配的。”
我读信之后，很是感动，并听从了她的劝告，集中精力，奋发图强地学了下去。
１９６１年德国的政局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东德政府在柏林建筑了有名的柏林墙，把一个完整的德国民族隔离了开来。受中苏五十年代末两党分裂及争论的影响，东德政府紧跟在苏联后面，对中国也采取了不友好的政策。我母亲在大学里讲课时的亲中国立场，受到东德政府有关部门的指责，心情很不愉快。不久，她在朋友的帮助下，移居到了当时的西德。我那时刚从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分配在北京宇航部门工作，因受到党的长期教育，对母亲从社会主义的东德跑到资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本主义的西德很不理解，不知道怎么能划清这个立场，心情很是苦闷。于是提笔写信给宋庆龄，请求帮助。１９６２年６月２２日，她在来信中写道：
“我知道你母亲是很爱你的，你也爱你的母亲，因而你得知她出走以后，心里觉得很难过，这是人之常情。你写信给她是对的，但不知她能收到否？她出走的原因现尚不知。我希望你的情绪先安定下来，以免影响精神，身体和工作。我们的祖国正步步走向美好的未来，愿你努力在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的工作中获得成就。
你母亲在（中国）工作多年，我们是老朋友，因此我一直把你当我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同时，我也和你一样，希望你母亲回来。在你母亲未回来时，你如有需她帮助的事情，尽可毫不客气的告诉我，我是乐意帮助你的。”
当我收到这封像母亲对孩子那样关心的信件时，眼睛都湿润了，心里充满温暖。我很快地调整了自己的情绪，正确地对待了母亲出走西德这件事情，把精力又投入到了科研工作里面。宋庆龄女士在我人生的重要关头上，又帮助了我，令我永远不会忘记。
如今，每当我看着我费了心血，一个字一个字整理出来的信件文字，脑海里就出现了她们共同生活和战斗的形象。她们的音容笑貌跃然纸上。宋庆龄女士和我母亲如今都已去世多年，但我并不觉得她们离我远去。她们将永远地活在我的心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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