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报定稿时，已是2月29日下午七时四十二分，离广播只有18分钟。有人建议推迟发表，这怎么能行呢？已经事先打过招呼，国内外都在等着，不能按时广播，人家会发生各种猜测，说：“五中全会有分歧啦！”“公报意见不一致啦！”所以，我们必须按时广播，这是一个战略眼光问题。

　　公报一公布，国内外反应非常强烈。总的反应是好的，都认为中国-局面更稳定了，保证了政策和领导的连续性、稳定性。

　　耀邦接着说：小平同志的战略眼光是很高的。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提前召开十二大。这些重大战略部署都是他提的，抓得很紧。按照小平同志的战略部署，再有三年，即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什么三长两短，也不致出什么大问题，政策和领导的连续性就有保证了。三年，经济工作大的发展，也在三年以后。1983年，马克思逝世100周年，我们的情况会比现在更好。我们大家一定要发奋图强，好好干。

　　耀邦语重心长地说：我们不论在哪里工作，做什么工作，都要力求有所建树。-上的建树，思想上的建树，理论上的建树，改革上的建树，工作上的建树，总之要有所建树。比如北京市，首都所在，搞好市容的美化，把服务行业搞好，既可美化首都面貌，又可解决就业问题。抓住这一条，带动各方面，也是一种建树。不抓这一条，老是想搞重工业，搞得首都污染越来越严重，街道市容越来越脏，社会秩序很乱，就看不到有什么建树。

　　耀邦接着说：要有建树，就要敢闯。我个人有什么？就是敢闯。小平同志是了解我的。这次要我出来工作，我看至少有三条：第一，我虽然没有他那样高的战略眼光，但是他提出的主张，我能理解，能够跟得上；第二，我能够进行各项组织工作，实现他的战略布局；第三，他知道我这个人是正派的，不搞歪门邪道。

　　耀邦同志回忆起过去，说毛主席他老人家也是了解我的，后来对我不满意，生我的气。解放后，我在团中央那一段工作，抓的面太宽，经常发急，没有搞出什么特别的建树，是我自己不争气。罗瑞卿最了解我，他很早就说我是有希望的，贺老总也了解我，甚至林彪也还是看重我的。谈到罗瑞卿，耀邦激动地说，罗是水平很高的，能力很强的。如果罗不死，这次很可能是-局常委。有罗、赵，我们三个人合作，事情更好做。

　　接着我们两人评论起耀邦去年一年的几次讲话。耀邦说，去年一年，从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这一篇算起，再有理论务虚会的两篇，新闻工作会议一篇，上访工作会议上一篇，农村宣传工作会议一篇，再加上中纪委会上一篇，大块文章，大概有九篇，小的讲话不算。中纪委那一篇我讲了中纪委的任务首先要抓-路线，看你是执行还是违反党的-路线，这一点是很重要的。生产目的那一篇，讲平衡，还是讲得好的，那是帮助修改加上的。这九篇总有十几万字，其他不算。今年恐怕也要有四五篇，当了总书记，免不了要讲几篇的。

　　耀邦说，我的东西，总要讲一点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方法论。要抓住现实存在的问题，把它集中起来，讲点方法论，才能讲得深。

　　耀邦认为当年多少篇讲话，比较起来，剧本创作座谈会这一篇水平最高。耀邦说，这一篇我是用了功夫的，不仅是对文艺，对其他方面也是有影响的，可以发得宽一些，文艺工作者可以人手一篇。这篇东西讲了怎样看待自己，怎样看待阴暗面，也讲了马克思基本观点，方法论。比如讲了思想认识的规律由统一到不统一，又到统一；一致到不一致，又到一致。可以就这些观点写点文章。耀邦说，这篇东西文风也是好的，一气呵成，没有老套。讲起文风，还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好。你看《论持久战》、《实践论》写得多么好呀！又深刻，又生动，简直增减一个字都不行。可惜，到晚年就差了，包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著作，文风也比不上过去，真有些“江郎才尽”了。鲁迅的文风也好，每一个字都是用了功夫的。

　　这次五中全会公报，包括去年邓、叶几篇讲话，-性、思想性、科学性都是好的，但是不够生动。乔木同志现在搞的东西，文风也不如过去，他很注意科学性、逻辑性，但生动性不够。

　　社会科学院出那么多刊物，我很少看，或者不看，没有讲出什么东西。我看，说理论，还是数《理论动态》。抓住当前重要问题，理论联系实际。

　　现在看，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水平并不高。真正有分量的是第二篇《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罗瑞卿亲自抓的，是吴江他们起草的，罗改了几遍，给我打过三次电话。当时我的处境有困难，罗挺身而出，这篇文章的影响大。可是吴江他们后来的文章也差了。

　　耀邦同志说，过去公安部的东西写得比较好。特点是比较稳定，有些部门也有好东西，但不稳定，有时好，有时又下去了。公安部东西比较稳定，当然也是一分为二，也有些神秘主义。接着又联系到我说，罗同我说过多次，说你是能写东西的，我看你是有思想水平的，有能力的，但是没有搞出应有的成果来，我看你的闯劲不够。

　　最后，我们的话题又转到五中全会。我说五中全会是得人心的，中央书记处人选是符合众望的，大家对这个领导班子寄予很大希望。要密切联系群众，要树立新的一代领袖的新风。耀邦说，说不上什么领袖。我说这个领袖是复数的。耀邦说，我们就是搞集体领导，不搞划圈圈，有事大家商量，就地解决。

　　我告诉他，有人议论，胡耀邦当了-局委员，不搬房子，不搞特殊。这次当了总书记，会不会搬房子，搞特殊呢？耀邦说，我一辈子不搬房子，不搞那些庸俗的东西。我说，不搬房子，当然好，一辈子恐怕难。耀邦说，至少五年不搬家。我说，安全还是要注意。他说，极个别的坏人要打黑枪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脱离大多数群众。

　　耀邦最后说，今年工作十分紧张，要分秒必争，还要讲究工作艺术，才能把事情办好。

　　去世前的一次谈心

　　1989年3月18日晚上，李昭同志来电话，说耀邦同志已回到北京。第二天上午，我和史洛明去胡寓。李昭同志接待我们，谈他们去年12月去广西、湖南，逗留了四个月。两人休息都不错，胡得过一次肺炎，也康复了。正谈着，胡耀邦进来，畅谈了一个小时，还照了相。

　　耀邦同志谈到广西缺粮，人民生活很困难。王恩茂同志也到了广西，谈到他去了一趟河南宣化店，这里是1947年359旅的驻地。旧地重游，四十二年，一点未变。耀邦对一点未变不大相信。四十多年了，总有一点变化吧。恩茂同志肯定地说，确实一点都没有变。要谈变，只是过去他住过的一家院子，如今已挤进好几户人家。过去的鄂豫皖老根据地，群众温饱问题没有解决，人民生活仍然贫困。当然，湖北有的地区，如荆州地区，比较富裕。谈起这种情况，耀邦同志的心情比较沉重，虽然很着急，又没有办法。

　　谈着谈着，耀邦的情绪开朗了。他说，有两个没有想到，一个是1980年，想不到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自己走上了党主席（后来是总书记）的职位。当时就表示，虽然担任了党的最高职位，但是胡耀邦还是胡耀邦，并没有因为职位高了，本事就大了。第二个意想不到是，1987年初，下台以后，反而威信未减，影响更大了。要重视这两个意想不到，度好晚年。不过问工作，到下面，不要省的领导汇报工作，作为同志，谈谈也就很好了。

　　我对耀邦说，你当总书记时，也不是没有缺点和失误，党内外对你也不是没有意见。但是，让你下台的方式很不正常，反而使党内外对你的同情和支持更高了。党内-生活不正常的阴影似乎又重现了。耀邦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心境一直是振奋的。多次谈到1958年毛主席提出的党内那种良好的-局面，终于可以实现了。他谈得多么真诚、多么深信不疑。可是严酷的历史，再次教训了他。正如杨西光同志说的，耀邦太天真了。

　　交谈中，我深为耀邦的心境担忧。他这个人是把全部生命都奉献给中国-党和中国人民的，他时刻关心着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福利。他看到的问题，特别是关系群众疾苦的事，不让他表示态度，无动于衷，是绝对不可能的。他是一个有感即发的人，如今他却有感不能说，有话不便说，闷在心里。这对于耀邦，再也没有什么让他更难受的了。我看到他的神情之忧，知道他的心境之苦，又无言以对。只好劝他放宽些，保重身体。过去再忙，也不放松读书，今后可以更安静地读书了。我以前给他送过他喜欢看的书，以后会继续给他送去。耀邦笑着点点头。也许是长途旅行归来，神情显得有些困乏。在告辞之前，我忽然想起，同耀邦照了一张像。万万想不到这竟是一张“绝照”，是我同耀邦的最后一张照片，距耀邦逝世仅28天。

　　1989年4月15日，耀邦去世。据说是由于心脏血管破裂致死，真可谓是心碎了。后来知道耀邦的墓修建在共青城，这可能不是耀邦生前所交待的，但应该是耀邦所能同意的。我认为这是最佳的安排。□摘自《炎黄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