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故居常德公寓位于上海市南京西路与常德路口。如今，上海的一些老人仍不改往日的习惯，称之为“赫德路上的爱林登公寓”。今年3月31日，这里挂上了“张爱玲故居”的纪念牌。虽然挂得太高，字又嫌小，对张爱玲作品的评价也简化到了“朴素秀逸”四个字，但在“张迷”眼里，这块牌子还是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这对张爱玲的文学地位终于有了一种肯定。可牌子上有很多错误的地方。比方说她哪一年生的，哪一年去美国的，都搞错了。刻在石头上的东西是不能有错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张爱玲研究专家陈子善遗憾地说。

其实在挂牌之前，早有许多海内外“张迷”慕名而来。但因此处是私人住宅，他们只能在楼下看看张爱玲用过的老信箱，或仰望张爱玲住过的阳台。

“大楼西北角，从下往上数到第五个，种着绿色植物的就是。”公寓电梯管理员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张爱玲经常在夜里站在这阳台上，看最后一班电车进场，她喜欢听那个叮铃铃的声音。”

从常德公寓往西南方向去，有一个叫美丽园的剧院，那儿正在排演一部名为《张爱玲》的话剧。该剧已酝酿多年、七易其稿、三度与舞台演出擦肩而过，今年终于能赶在9月8日于美琪大戏院上演。

“把一代才女张爱玲的传奇经历搬上舞台，这是第一次。我并没有奢望完全真实地还原张爱玲，我们只能还原我们心目中的张爱玲。”该剧的编剧、上海戏剧学院博士石俊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张爱玲以前最喜欢在这里看戏、看电影，而今天我们在这里排演她的故事。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纪念。”

此外，原创歌剧《半生缘》将再次在全国上演。北京的新经典文化公司将与台湾皇冠出版社同步推出张爱玲文集，其中收录了一些散佚之作，以及张爱玲遗物的照片等;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也将于10月主持召开关于张爱玲的国际研讨会。

喧嚣，华而不实的追逐

许多人都记得张爱玲那张经典照片:身穿旗袍，脸庞微扬，睥睨的眼神无遮无拦地显露清高。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她的文字相当通俗，甚至洋溢着市井气息。

张爱玲在世时，她的读者就涵盖了各个年龄段、各个社会阶层的人。也正因此，她常被误划入“通俗作家”一类，其作品的价值也在很大程度上被掩盖了。

“不要以为张爱玲的小说、散文只是写一些都市男女的情感世界。这些当然有，而且写得非常出色，但除此之外，还有她对社会、对人生的一些很严肃的思考，只不过这些是以日常生活的方式来表达的，而不像一些人正襟危坐地教育你。”陈子善向《瞭望东方周刊》强调。

“张爱玲热衷于描写日常生活的细节。她在《自己的文章》里写道，人生有轰轰烈烈的一面，但更多的是日常的这一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张爱玲对‘五四’所提倡的新文学传统，即作为主流的宏大叙事，是有所纠正的。至少她尝试了提供另外一种可能：不是从正面进攻，而是写她所看到、认识到、体会到的历史。她让我们看到的历史变得多样化，不再只是平面的。”陈子善说。

也许这正如柯灵先生早年所说，主流文学似“堂皇的厅堂楼阁”，张爱玲却是为那个时代所忽视的“回廊别院，池台竞胜，曲径通幽”。因此直到上世纪80年代，她才为大陆的年轻读者所了解。但即使是在所谓“张爱玲热”已不可阻挡之时，她的作品在学术界仍处于边缘地位。故居纪念牌上的谬误，便是明证。陈子善笑说:“鲁迅、茅盾的故居如果要挂纪念牌的话，肯定不会搞错。这也形成了一种很有趣的对比:一方面张爱玲很‘热’，另一方面连基本的东西都没有搞清楚。”

陈子善同时表示担忧:在张爱玲作品风行于世的热闹表象之下，还有许多华而不实的东西。

“用一个可能不太合适的词，是‘庸俗’。张爱玲已经超出作家的范畴，成为一种时尚、流行的符号，这对张爱玲的理解并没有什么好处。时尚的问题在哪里，就是大家都不去追问到底怎么一回事。就像马路旁边有一群人看热闹，外面的人越围越多，到后来连里面的人到底在看什么都不知道。这样一种从众心理，似乎不看张爱玲就变得很落伍，或者津津乐道于张爱玲和胡兰成，这就很没意思。他们无意中造成了一个后果，就是把张爱玲这样一个严肃的作家给通俗化、时尚化了。”

歌剧《半生缘》的导演刘烈雄也对张爱玲作品的改编风潮感到不满:“张爱玲的东西不是那么好拍的。现在虽然拍了不少，但许多都乱七八糟。”

共鸣，因为她与我们遥相呼应

如今，站在常德公寓六楼的平台上眺望，再也不会有登高望远的欣喜之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牢牢限住了人们的视野，也把已有70年历史的常德公寓映衬得分外低矮和苍老。

过去张爱玲常常站在此地，望见不远处酒绿灯红的“远东第一乐府”百乐门，今天则根本无法看见了。而“百乐门”却在近年恢复了原名，“Paramount”的霓虹灯又在夜色中闪闪烁烁，透出一些往日的繁华影踪。

“张爱玲的东西在今天为什么仍能走红？我觉得是因为她的时代和我们现在的时代有很多相似之处。”石俊向《瞭望东方周刊》分析道。

“比如说，上海的浮华又呈现了。张爱玲那个时代的人们关注的事情，比如股票，比如留学，也是现在人们关注的热点。另外，现在的情爱观也和当时比较贴近，像张爱玲对婚外恋的看法，对知识分子的恋爱悲剧的看法，还有对忘年恋的态度，都和现在比较相近。可以说张爱玲领跑了整整50年。”

陈子善则从另一个角度阐释了张爱玲与当代社会的微妙关系：“张爱玲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大变动的时代。而我们自己也处于一个大变动的时代，在转型期之中。所谓转型，就是要转到另外一个时代。张爱玲很敏感，她曾经有一句话:‘不久的将来，将会有一个大时代要到来。’这个时代到底什么样，我想她自己也不清楚，但是她预计到会有一个不同于她所生活着的时代来临。后来果然来临了。而我们以后会如何发展，谁都不知道。谁也说不清中国社会以后变成什么样。这就是我们今天读张爱玲、理解张爱玲的一个契合点。”

对此，刘烈雄补充道,张爱玲那个时代的“变动”和现在也有不小的区别。那时是-的动荡、民族的惶恐,而如今我们面临的则是经济体制的变革,以及整个社会的亢奋彷徨情绪。

张爱玲很可能没有想到，自己的目光竟能穿越几十年的苍茫时空，将今天的世态人情一眼看穿。比起一些当代文学，反倒是几十年前的张爱玲与我们气味相投，更是在我们心中掀起风潮。这恐怕不是从文学审美层面就能够解释的。

“我们应该自省的，有两个方面:一是我们的现代化策略，似乎又回到了上世纪40年代的选择，比如同样带来城乡之别、沿海与内地的差距;二是人的心理，我们只欣喜于她‘呼应了当下里无数凡夫俗子被遮蔽了太久而又蠢蠢欲动的声音’，却并不能看到她在悲观绝望中的深意，不能理解她文与人之间的微妙张力。”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倪文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