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世界文学名著《堂吉诃德》问世四百周年，《堂吉诃德》中译本据称多达一二十种。其中一位译者董燕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不畏前辈权威，敢把杨绛译文当反面教材”。董燕生说，“认为杨绛译本就是最好的版本完全是个误解”。他还批评杨绛译本中“胸上长毛”、“法拉欧内”、“阿西利亚”等译法，并指责杨绛译本比他的译本少了11万字。最后他说：“我现在是拿它当翻译课的反面教材，避免学生再犯这种错误。”

　　《堂吉诃德》中译本中发行量最大的杨绛译本，被指责为“反面教材”一事，引起各方的关注。众多翻译家认为：专挑名家名译的“错儿”，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贬低他人抬高自己，是这些年译坛的歪风之一。

　　在《文汇读书周报》上看到关于此事的报道后，杨绛特地致信该报。信中说：我觉得这是小题大做了。董燕生先生对我的批评，完全正确，说不上“歪风”。世间许多争端，往往出于误会。董先生可以做我的老师，可惜我生得太早，已成了他的“前辈”。他“不畏前辈权威”，勇于指出错误，恰恰是译界的正风，不是歪风。媒体传言，一传再传，往往失真。因而又引起许多朋友们为我仗义执言，我很感激。但是我认为不应该让“误解”发展，该及早解释清楚。

　　在信中，杨绛针对董燕生的批评作了一些解释。她在信中写道：匆匆解释几句，希望化“误解”为“了解”。我真心诚意地声明：我是一个很虚心的译者，对自己的译文一改再改，总觉得不好。希望专家行家们多多指教。

　　《文汇读书周报》同时刊发《编者的话》说，杨绛的书信，谈论的似乎只是治学或翻译的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