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关露，你也许不知道，可是你一定唱过她写的歌，那就是电影《十字街头》的插曲《春天里来百花香》，此曲由贺绿汀作曲，关露作词。

　　关露生于1907年，1932年加入中国-党，同年参加左联。1930年开始发表作品，1936年11月，生活书店出版了她的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1940年7月，光明书店出版了她的小说《新旧时代》；1953年，北京工人出版社又出版了她的另一部小说《苹果园》。实际上，关露的作品远不止这3个集子。据统计，仅发表过她作品的杂志就有40多种；她写的诗、散文、小说、杂文、评论、译作，多达260多篇。“文化大革命”后，我们又看到关露在十年浩劫期间被囚于狱中的诗作。这样一个创作量，对于一个专业作家来说并不算多，但是，当我们想起作者是一位长期肩负着党的秘密使命，在敌营周旋的无畏战士，同时又是一位受左倾路线迫害、长期被剥夺了写作权利的作家，我们就会深感这些作品产生之不易。

　　记得1980年的秋天，我和父母几次到北京的香山去看望关露，大家谈得很欢，没想到隔了两年，关露于1982年12月5日在北京默默地去世了。

　　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几乎每天都到关露的妹妹胡绣枫阿姨家去，因为当时我正准备写《关露传》。可惜的是，在这本传记出版时，有些与抗战有关的章节因故而被删去。现在到了21世纪，我应该让被删去的内容重新问世，让读者了解抗战时期那个真实的关露。

　　将《女声》为我所用

　　1942年5月15日，上海出现了一份新的杂志《女声》，主编是日本女作家佐藤俊子，中国名字叫左俊芝。另外还有三个中国编辑：关露、凌大荣和赵蕴华。关露曾对老战友说：佐藤俊子是她的真心朋友。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一直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在日军全部占领上海后的沦陷期间，许多同志撤退到解放区，留下有社会基础、没有暴露的同志坚持沦陷区的地下工作。1941年原来在上海从事学生刊物工作的几位同志，由学生部门负责宣传工作的丁英（现名丁景唐）联系。他们除进行自我教育和开展“交朋友”工作以外，根据党的关于敌占区工作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自己不能办刊物，就向敌伪的刊物或者商办的刊物投稿，楔入敌人宣传阵地，在当时-环境允许的情况下，写一些有意义的文章，进行韧性的散兵战。

　　起初，他们看了《女声》创刊后的几期刊物，认为可以利用它，但不知道编辑部是否会用外来稿。为了试探情况，丁英让一些党员中文艺修养、写作技巧比较好的女同志去投稿，结果一投即中。

　　志士互相以诗励志

　　以后，丁英用歌青春、秦月、辛夕照等近十个笔名，为《女声》写诗、散文、评论等各类文章，几乎在每一期刊物上都有丁英的几篇文章。1945年3月，丁英用了一个虚设的“诗歌丛刊社”名义，自费出版了一本诗集《星底梦》。

　　诗集一出版，关露立刻用梦茵的笔名写了《读了〈星底梦〉》，刊登在1945年7月15日出版的《女声》第4卷第2期上。她说：“在近来惨淡荒凉的这片诗领土中突然看见这本小小的册子《星底梦》好像在一片黑寂的大海里看见一只有灯的渔船一样。《星底梦》虽然装订很小，页数很薄，但是仍然发生了‘诗’的力量——世界上有好些诗在我们看起来不能够发生诗的力量，在文艺批评家看起来不是诗——好像渔船虽小，仍旧是一只船，星星的光虽然不强，仍然能够把宇宙照亮。”

　　现在已年过八旬的丁英说：“在虎狼当道、狐鬼横行的黑暗年代，在诗坛荒芜的荆棘丛中，关露同志辟出一片园地，扶植一些清新健康的诗粒，使之发芽成长，令我衷心感激无已。”

　　那时候，分散在各条战线上的一些地下党员，用各种笔名向《女声》投稿。有杨志诚、董乐山、鲍士用、杜淑贞、陈新华、李祖良、陈嬗忱等。

　　当时，关露与这些作者都互相不认识，更不知道他们的身份，但凭着她多年进行党的工作经验，慧眼识人，在那么多外稿中，选用了大部分是青年-党员的稿件。最有意思的是，那时，关露以编辑的身份，曾约请丁英去谈过稿件，两人并不知道对方的身份，一直到全国解放后，在北京开文代会时间，两个老革命见面，才知道对方是-党员。

　　肩负特殊使命

　　1936年或1937年，上海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简称“八办”）。其主要任务是搞上层统战、情报、策反和宣传党的政策、出版书刊工作。潘汉年、王少春、李克农、刘少文等，都是先后负责人。1937年9月，潘汉年任“八办”主任，12月25日潘汉年离沪赴香港后，是刘少文接任“八办”主任，1939年底，刘少文去重庆。抗日战争时期，潘汉年除两次回延安之外，大部分时间是在上海、香港等地进行对敌的隐蔽斗争和开展港澳同胞，以及海外侨胞的统战工作，建立一条从上海到淮南、苏北解放区的地下交通线。

　　当时国共两党分裂、合作、再分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类的错综复杂的斗争，担当这样艰巨而危险的任务，不仅需要有广泛的社会关系，而且需要有坚定的革命意念和胆识，毫无疑问，关露是具备的。那时叶剑英从重庆打电报给关露，要她到香港去找廖承志和潘汉年。电报是由刘少文送到关露手里的。给关露的任务就是做李士群的工作。

　　李士群生于1907年，二十年代进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读书，经济来源主要依靠他的妻子、复旦大学的学生叶吉卿。李士群由于受大革命高潮的影响，参加了中国-党，并去苏联留学。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李士群在上海以“蜀闻通讯社”记者的身份，从事-党的地下活动。不久，李士群为公共租界工部局捕房逮捕。为了避免工部局将他引渡给国民党政府，他托人走通了清帮“通”字辈大流氓季云卿的门路。从此，他与上海流氓帮会势力拉上了关系。1932年，他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特务逮捕，很快自首叛变。后来，他成了“七十六号”——汪伪特工总部的头，又是江苏省主席、警政部部长。

　　一封特殊的家信

　　笔者在1986年12月13日、1987年1月7日、13日曾经去拜访过关露的妹妹胡绣枫阿姨，承她告诉知，笔者才能真实地知道一些当时的情况。

　　关露在香港待了几天，接受任务后即返沪，开始工作。关露到李士群家去第一次说：“我失业了，想在你这儿找个事做。”李士群夫妇一听就笑了，说：“我们这儿没有适合你做的事情，如果你缺钱用，每月来拿好了。”说完，就在关露的包里塞了100元钱。关露连着去了两三次，还没有把真正的目的告诉他。这时组织上希望她向李士群挑明。于是关露有一次到李士群家去，就说：“我妹妹写信来问候你，她说，她有个朋友要做生意，问你要不要做？”李士群一听就明白了关露意思，他发了通牢骚。

　　关露的妹妹胡绣枫和妹夫李剑华，是1934年加入中国-党的，派到南京，在潘汉年领导下做秘密工作，1938年春到武汉。关露在上海写信给胡绣枫，说：舅舅叫我到香港去。舅舅叫我到剑华的小弟弟那儿去。又说：小弟和小弟妇对我都很好，他们希望你到上海来玩。在外人看来，这只是一封拉家常的普通信，其实内中包含着许多意思。“舅舅”暗指党组织，因为党是母亲，算来就是娘家的人，便称“舅舅”。李剑华并没有弟弟，因为同姓李，“小弟弟”就暗指李士群，“小弟妇”即指叶吉卿。“希望你到上海来玩”，暗指希望胡绣枫到上海帮助关露一起工作。

　　胡绣枫看了一遍信，立刻明白了关露所要说的一切，但是由于工作的关系，他不得不留守在大后方，让姐姐继续在上海独当一面。

　　为革命不惜被误解

　　关露当时靠当中学教师和家庭教师的收入为生，生活很清苦。但为了和敌人周旋，她不得不穿着入时，长期在纸醉金迷、醉生梦死的环境中，她觉得真不是滋味，最叫她难受的是同志们对她的误解和冷淡。

　　1939年秋，戴平万问锡金：“关露还参加你们的活动吗？”锡金说参加的。戴平万说，不要让她参加了。锡金问：“为什么？”戴平万说，现在她的关系不太好，有点复杂，最好还是把她隔开。以后锡金换了个开会地点，不再通知关露。关露得知后，非常痛苦。有一次，关露对许幸之说：“这样干下去，会弄得我臭名远扬，身败名裂，文艺界的朋友们都会误认我已经投敌，当了汉奸，从此再也不会原谅我了。”说着，关露便失声痛哭起来。失去了同志的信任，这是比坐牢、杀头还可怕的事情，巨大的委屈，关露只得默默地嚼碎咽下。

　　关露有好几次想打退堂鼓，她在给妹妹的信中说：“我在这儿，无论生活上，还是工作上都不愉快，我想到爸爸、妈妈身边去，快来信告诉我。”胡绣枫非常理解姐姐的处境和心情，立即向邓颖超同志请示，说关露想去延安、大后方。这时，邓颖超正动身去延安，说研究后再告诉她。

　　不久，由八路军办事处的陈家康带信给胡绣枫，信中说：上海方面不同意，要关露不要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胡绣枫按照组织的意思，给关露写了封信，说：“爸爸、妈妈不同意你回来。”

　　关露接到信后，完全明白组织的意思。-党员的信仰及忠诚，使她把个人的安危、委屈，一股脑儿抛开，仍然默默无闻地战斗在这条特殊的战线上。□本报特约撰稿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