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来时只随身带了牙刷、毛巾等日用品，其余的衣物和书籍之类随后托运。可是过了十来天，东西仍未寄到。潘汉年找到甘副场长，反映了内心的焦虑：行李中有一箱《鲁迅全集》和一批诗词手稿，尤其那套《鲁迅全集》箱子上的四个字，是蔡元培先生手写后刻出来的，他视之如命，一直放在身边。甘副场长决定由派出所副所长张孟良速去省城火车站查找，查找的结果是行李被寄到了湖北省一个叫“茶岭”的地方。场部当即要他赶往湖北。张副所长前后花了五天，才把几个木箱带回茶场。潘汉年向甘副场长等人连声道谢。

　　“你的劳改任务就是照顾我”

　　对潘汉年夫妇来说，这次移狱湖南，最让他们高兴的是，两个人能够在一起！他与董慧在秦城监狱是分别关押的，咫尺天涯，整整八年多了，两人还没有照上一面。丈夫太挂念妻子！妻子也无时不在心中思念丈夫！现在能够终日厮守，还有什么比这更喜悦的？

　　此时的潘汉年年已七旬，身体羸弱，且患有多种病。然而有董慧在身边，他感到心情愉悦多了。他知道自己-前景十分黯淡，他最大的企盼就是能够与妻子在一起，在相互依偎中了此残生！

　　潘汉年比董慧大12岁。1937年“七七”事变后，出身香港名门望族的董慧，和许多立志于抗日救国的热血青年一样，来到向往已久的延安。1939年，加入了中国-党的董慧由党派回香港，在潘汉年领导下从事谍报工作，两人志趣相投，从恋爱到结为伉俪。

　　但时光流逝，此时的董慧，下肢行动已不大方便，外出要拄拐棍或坐轮椅。每天清晨和傍晚，推着妻子在周围散步、聊谈，成了潘汉年最大的日常任务。以至于董慧几次对他开玩笑说：“你的劳改任务就是照顾我。”

　　董慧的日常生活大多数由潘汉年照顾。每天的饭菜，由潘汉年从食堂打回，冷水、热水由他打来；晚饭后的散步，由潘推着轮椅。特别是场部放电影，潘汉年总是推着妻子早早地来到场部大楼的坪地。更多的时间，潘汉年和董慧坐在平房里，或两人轻轻絮语，回首往事，或潘汉年阅读报纸、书籍，董慧静静地陪坐一旁。根据茶场场部派去帮助料理生活的黄菊贞老人回忆：潘汉年夫妇常在一起喁喁低语，好几回她只听清了“延安”两个字。

　　真挚悼念毛主席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噩耗传开，举国悲哀，各地自发地举行了各种方式的吊唁活动。茶场场部在礼堂布置了灵堂，组织干部职工向毛主席像鞠躬、默哀。

　　那几天，场部的主要领导忙得不可开交，没有注意到潘汉年夫妇。9月10日下午不到两点，才从家里出来的甘副场长，被站在小平房门口的潘汉年叫住了。显然，潘在这里等候了一阵时间。他以试探的语气问道：“甘场长，我们想去礼堂参加吊唁毛主席的活动。”

　　甘本义思忖开了，这样的要求不好加以拒绝，便点头应允。

　　随后，潘汉年推着轮椅上的董慧来到场部礼堂。他俩都换上了洁净的素服，胸前扎着纸做的白花。在催人悲痛的哀乐声中，潘汉年扶着步履蹒跚的董慧，来到毛主席遗像跟前，先是三鞠躬，然后低头默哀。两人的眼眶里泪水晶莹。潘汉年的喉头有些哽咽，声音也有些沙哑：“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在场的干部和职工完全被两位老人对毛主席的真挚感情感动了。

　　到了天安门广场召开追悼毛泽东主席大会，场部组织收看中央电视台的现场转播，宣传处的同志正在调试全场唯一的9黑白电视机，潘汉年进来了，对场部-处主任说：“这台电视机太小，把我那台拿出来给大家看。”潘汉年有一台从北京带来的苏制16彩色电视机，由于拆散装箱有所损坏，拿到礼堂后，图像有些模糊，但音质好，画面也大，让更多的同志看到了隆重悲壮的大会实况。潘汉年也同大家一起，坐于较前的位置，从头看到尾。

　　在毛泽东主席逝世后的日子里，潘汉年更加沉默寡言，常常独坐一处凝神沉思。

　　默默遥对井冈山

　　小平房的正面对着劳改三队的茶叶园，逶迤的茶岭后面是一片农田，放眼眺望，隐约可见远方的天际横亘着绵延的群山。潘汉年以他丰富的地理知识，意识到茶陵地处湘赣边界，这儿又是偏东，一定离井冈山很近。有一天上午，他从场部会计张玉香家门口路过，看见张坐在檐下打毛线，便对这个平昔总是对自己尊敬有加的会计问道：“这儿离井冈山不远了吧？”张玉香回道：“井冈山？近着哩。”潘汉年道：“我估摸着不算远。”“是呀，您是怎么知道的？您老去过井冈山？”潘汉年笑了笑，摇摇头，说：“我是从毛主席著作上读到的，《井冈山的斗争》这篇文章中，好些地方讲到了茶陵的情况。要是有条件，我很想去井冈山看一看。”

　　与潘汉年居舍仅有十余米之遥的甘副场长，以及他的爱人、茶场副教导员黄春莲等人，看到潘汉年常常独自而坐，面对茶园，也就是井冈山的方向，一副满腹心事的样子。是的，白云苍狗，世事多变。一些稍微了解潘汉年经历的人，都会对他最后的悲惨境遇感叹惋惜。

　　以心换心获真情

　　潘汉年夫妇移狱江茶场，生活上获得了秦城监狱不可相比的照顾，但-上仍旧受到严格的管制。潘汉年没有公民权，不可自由通信，未经湖南省公安厅批准，不能离开茶场去任何一个地方。董慧虽有公民权，有通信的自由，可是每发出一封信，都要受到省劳改局审定，在江茶场也有内定的干部加以监视教育。尽管这样，场部的干部、职工对两个近于老态龙钟、行动上有些巍巍颤颤的老人，给予了一种越来越浓烈的同情和敬重。

　　熟悉史料的同志，讲到潘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几次功绩，建国前后身居要职的情况，大家意识到：潘汉年是个不可等闲视之的人物。名气归名气，必要的监管还是不能少。可潘汉年还是有一定的自由度，他到场部商店买东西，总是站在柜台边的人群后面，让其他人一一买完，才上前去，买完东西含笑点头致谢。他到圩场上向农村妇女买鸡买蛋等，总不要人零钱，人家追上前，他恳切地说：“不用找了。”场区常有江苏的逃荒农民，闯进来讨钱讨物。潘汉年出手大方，有一次把一张十元钞票递给对方，对方见了竟不敢接，他微笑地说：“给你的，拿去吧。”潘汉年看到场部食堂炊事员万亿林生活困难，几次把成色尚新的衣服送给他。潘汉年觉得自己太闲，又干不了别的劳动，便到场部机械厂木工车间捡木渣刨花送给食堂当柴烧。他和董慧每月有生活费100元，这标准在当时是一般干部的两倍，而他们除了必要的花用，每个月都要积余七八十元。他主动提出由场-部代为保管。

　　场部考虑到董慧下肢行动不便，为减轻潘汉年的负担，选派了职工或干部家属照料他们的日常生活。最早上他们家的是万亿林，接着是黄菊贞，后来换成王芝兰。场部医院的贾玉英医生时常来到小平房，问候潘、董的身体状况，送上药品。潘汉年去食堂打饭，大家主动让他先买，炊事员李光明、王福香总是把菜的情况介绍给他。逢到场部看电影，人们看到潘汉年推着轮椅上的董慧走过来，纷纷起身把最好的位置让给他们。就是甘副场长的老母亲，也时常走进小平房，与潘、董坐下聊谈一阵。潘汉年与董慧强烈地感觉到了这种极为宝贵的人世真情，这让他们饱受痛楚的心灵有了几分宽慰。

　　死后只能用化名立碑

　　“四人帮”倒台，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也给潘汉年夫妇带来了欣喜的曙光。那几天，潘汉年的精神格外振奋，董慧也高兴得丢了拐杖走路。场部领导来看望他们，潘汉年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江青这个人，我很了解……”董慧也乘兴说：“老潘这个人，-上比较敏感，他早就预料‘四人帮’为非作歹，必定自取灭亡，果然得到应验。”

　　然而这时候的中国依然笼罩在“两个凡是”的雾障之中。在怀着强烈的企盼等待了三四个月不见动静后，潘汉年病倒了。由于南方气候潮湿，他得上了类风湿病，双脚浮肿，伴随而来的是慢性支气管炎和肺气肿等疾病，使他生活上不能自理，被送到了场部医院。

　　以茶场医院的医疗条件，当然无法使潘汉年好转。贾玉英等医生向潘汉年提议：转到省城大医院去治疗。然而这件事不但场部决定不了，就是省劳改局、省公安厅也得通过公安部向中央有关部门请示。如此经过一层层审批，一拖就过了近两个月，直到1977年3月中旬，才得到准许潘汉年去长沙治疗的通知。3月24日，他由救护车送往长沙。

　　3月24日傍晚，救护车抵达长沙。潘汉年住进湖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14病室，住110床。14病室是-病房，省公安厅考虑到有利于潘汉年的治疗和护理，不宜用真名，使用了他过去用过的“肖淑安”一名。

　　医院经过对潘汉年的全面检查，发现这位沉疴在身的孱弱老人，不仅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患有多囊肝，并且有消化道出血、肺部严重感染等严重病症，贫血，高烧不退，吃不进食物。医院对症下药，20多天连续进行输液，终不能遏制病情的恶化。至4月初，潘汉年的病情更严重了，进食即吐，全身浮肿，睁不开眼。医院除使用冻干血浆进行输血外，还动用了特效药，仍不起作用后，只得通知省公安厅：病人情况危急，速让家属来见。因为他常在半昏迷状态下，口里喊着：“婆婆（指董慧）在哪里？我要见她！我要见她！”

　　潘汉年被送到长沙治疗，作为妻子的董慧，连看望、陪同的权利也没有。自3月24日救护车将丈夫载走后，董慧常常喃喃自语，泪水长流。直到4月13日晚上，才得到通知：让她明天去长沙。4月14日下午，董慧赶到长沙，到了医院一进病房，就与躺在病床上的潘汉年抱头痛哭，连医护人员亦为之落泪。夫妇俩哭了一阵，还是潘汉年提醒妻子不要再哭。董慧哽咽着对丈夫说：“你安心休息，要有信心，病会好的。”

　　潘汉年抬手揩去眼角的老泪，对妻子回道：“我听你的，你也去休息一下。”就在董慧离开后两个多小时，当晚7时15分，潘汉年停止了呼吸，一代旷世英才含着满腹的冤屈别离了人世。这一年，潘汉年享年71岁。董慧闻讯，有如炸雷击顶，号叫一声昏厥过去……

　　4月17日，潘汉年的遗体在长沙火化。有关部门将其骨灰葬于长沙市南郊金盆岭墓地西侧的半山腰。董慧要求在墓前立碑，但只能用“肖淑安”一名，她只有含泪点头同意。

　　历史还死者以清白

　　潘汉年的后事料理完毕，董慧回到江茶场，更为寂寞孤苦。场部领导同情这位命运多舛的老人，选派职工家属王芝兰照料她。王芝兰知道董慧很喜欢孩子，常把刚上中学的女儿刘海燕带来陪伴她，有时候与之同睡。聪明伶俐的海燕果然给老人带来了几分欢乐。

　　董慧在深深怀念潘汉年的同时，没有忘记为丈夫的平反纠错疾呼呐喊。她连连给中央有关部门、给专案组写信，呼吁复查潘的历史问题。她还几次询问场部领导：“我什么时候恢复党籍？”因为她被捕入狱前，只是宣布“停止党籍”，并未宣布开除，这一点她很清楚。

　　董慧的不幸遭遇牵动了她亲族的心。1978年5月，她的弟弟董锡权携妻子，受旅居美、英、澳等地亲人的委托，从香港来湖南看望董慧。董锡权原打算直赴茶陵，可是被有关部门挡住，说只能在省城长沙聚面，董慧只有带着王芝兰来到长沙。姐弟在湖南宾馆聚首的五天里，董锡权于第三天极为庄重地表达了海内外亲人的心愿：恳求董慧回香港家中治疗。董锡权动情地落下了热泪：“人生一世，兄弟姐妹一场，我们得尽点责任。姐姐，同我们去吧。”

　　董慧缓而有力地说：“你们的情意，我心领了。我不能离开，因为你姐夫的问题还没有搞清楚，我不能让他沉冤莫白，有污一世英名呀！”董锡权不觉潸然泪下，缓缓地说：“在我们兄弟姐妹一群人当中，你和姐夫的成就最大，因为你们出生入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竭尽了自己的力量。这让我们也为之荣幸！你暂不回去，切要保重好自己，我们以后再来看你！”

　　董慧点头回道：“你们放心，我会保重的，我相信光明就在前面！”董锡权含泪点头，并对妻子说：“我们与姐姐多照几张相片，带给海外的亲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相继传出了中央准备为彭德怀、陶铸等人平反昭雪的消息，这给了董慧很大的鼓舞。她接连不断地给中央有关部门和一些相熟的老同志写信，呼吁为潘汉年的冤案平反。由于思想上的高度紧张，她在前些年就患有的精神分裂症复发了，常常在睡梦中惊呼：“老潘复活了！老潘平反了！”有时候就像同潘汉年叙话那样自言自语，尔后痛不欲生地哭泣，直到全身发抖，昏厥过去。

　　1979年春节过后，董慧的血压急剧上升，场部医院采取了最大努力的急救措施，终于回天乏术。2月24日，董慧脑溢血抢救无效，以60岁的终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董慧死后不久，历史终于还他们以清白。1982年，中共中央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潘的骨灰从瓦坛子中取出，移入骨灰盒，与董慧的骨灰一起被送到北京，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