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观察》第１卷第１６期上，有一篇题为“论上海民乱”的评论文章，是写上海市政当局取缔摊贩的问题。摊贩有碍观瞻，妨害交通，予以取缔，这是件极平常的事。储安平对此撰文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同情经济萧条中摊贩的处境，并借此提出了社会问题：“人人需要和而内战烽火遍地，一切人力、财力都用以维护少数人利益，竟将大多数人民的死活置之不顾。”储安平认为，这才是当前极大的社会危机。

　　储安平在这篇政论中由小事入手，层层深入，从摊贩遭取缔这件看起来很小的事情出发，递进说理，最后点出了政府腐败是局势不安的根本，要求政府“反躬自身，改进-”。这成为一篇绝好的政论文章。

　　小问题上，储安平尚且反映敏锐，在国家重大的问题上，他更是态度鲜明。１９４６—１９４８年，国内矛盾加剧，在国统区，学生运动扯起了“反饥饿，反内战”的大旗。储安平在他的《观察》杂志中全面展示了这一时期的学生运动，并加以评论。他同情学生运动，赞扬这批青年学生是黑暗中国家新生的希望，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要使社会安宁，先要使人心能平。要使人心能平，当局要拿出良心和办法来。”

　　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对摊贩和学生寄予的同情显示了他关心社会的良知。但阅读他的时评，我们看到的远不止这些。追求自由主义思想，体现着储安平理想主义的精神，而在对国事的关注上，储安平始终抱有的是一种现实主义态度。不管哪个党派政府，要信服于民，首先要拿出一种切实可行的办法来，这种从实际出发的思维模式，今天的人们仍然值得借鉴。

　　梁厚甫先生曾对那时的文人办报作过这样的评价：“文人报国有心，回天无计，寄希望于白纸黑字，把内心告诉人家，其内心是还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谋其功。”这段话精确表现了当时社会，文人办报的良苦用心。也许从中我们也能对储安平的所作所为有所体味吧。

　　《观察》１９４６年９月１日在上海创刊，至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２５日遭国民党政府查封停刊，在国民党时期，它只勉强维持了３年。但作为一本自由刊物，它所产生的影响却是极大的。１９４９年以前的《观察》，曾一度发行到１０万份，最高发行量达到１０５０００份。它不仅发行于附近地区，在昆明、重庆、西安甚至到台湾都有航空版，读者遍及各阶层，尤其在知识分子中间，具有极高的威望。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观察》如愿复刊，改名为《新观察》，其复刊词中这样写道：“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都跨进了一个崭新的境界。”“由于中国有了一个有纪律的、有马恩列斯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中国-党，使一切在怀疑中的、苦闷中的、彷徨中的知识分子终于找到了一条新的正确的道路。”

　　储安平总共为复刊后的《新观察》写下了３篇文章，《中央人民政府开始工作》、《在哈尔滨所见的新的司法工作和监狱工作》等。细读这几篇文章，我们发现，文章的语气还是储安平一贯的语气，冷静而实在，言语间还是充满了真诚，希望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但把它与储安平《观察》时期的政论文章相比，这些文章语气舒缓平静，少了储安平政论中特有的那种层层递进、环环紧扣的锋芒。

　　最终，为自己的理想奋斗了半辈子的储安平还是离开了《新观察》。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获得新生的心情是真诚的，而他的离去也是出于真诚。在以后的日子里，储安平以记者的身份访问过新疆，写有《新疆新面貌》、《玛纳斯河垦区》等多篇访问记，歌颂了解放以后人民翻身做主人，建设社会主义新国家的美好景象。在一篇《天山上的红领巾》中，他这样描述：“在他们的一生里，他们将永远跟着伟大领袖走，遵循着伟大领袖所指示的道路，把自己的全部生命，毫无保留地贡献给自己伟大的祖国和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１９５７年，毛主席发表了《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和《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为了贯彻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监督，相互共存”的方针，储安平当选为《光明日报》总编辑。１９５７年储安平曾坦率而得意地对大家说：“我到这里来工作，李维汉部长支持我，党是我的后台。”“我只准备和大家商量，受党的教育要表现在行动中，并需以诚意待人，向人学习!”这样，这位解放以前的老报人开始了他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广泛向知识界有名的专家学者约稿，鼓励他们为《光明日报》的发展献计献策，多提意见，还计划为一些学者开辟专栏……

　　１９５７年４月３０日，毛主席召集民主党派会议，号召“大鸣大放”，储安平更是认为，他找到了实现报人理想的好时候。他派出大批记者，去全国各大城市，征询专家学者的意见，鼓励他们“大鸣大放”，向党提意见。在他的鼓励之下，《光明日报》连续以整版的篇幅发表了记者发自各地的采访纪要：５月１４日发自沈阳《问题在于党群关系不正常》；５月１７日发自武汉《武汉知识界谈党群关系问题》；５月２１日发自南京《揭露内部矛盾，改进党群关系，帮助中共整风》……最后，事情发展到极端的程度。储安平在６月１日整风临近尾声的时候，放出了著名的“党天下”的批评言论，并在６月２日的《光明日报》上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刊登了。事情终于走向了他的反面。

　　我们无以探究知识分子闻“放”之初的心情，只从１９５７年的《光明日报》上找到了罗隆基先生的一段话：“老知识分子，有中国旧社会中‘士’的一套传统观念，‘以国士待我者，我必以国士报之，以众人待我者，我必以众人报之’，若能受到礼贤下士，三顾茅庐的知遇，必肯鞠躬尽瘁”。也许，储安平出“党天下”时，也是抱着闻“放”之初“众人待我，我待众人”的知遇心情吧。毕竟，“达则济天下”这个中国几代知识分子追求的理想本身并没有错的。也许，错的只是他那不合时宜的言辞和当时那个不合时宜的时代吧。黄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