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到后来，沈从文明显地感到了时代的变革对他创作的冲击，“搁笔”的念头也随之产生。当他主持《益世报》文学周刊时，1948年12月7日在给作者吉六的退稿信中说：“一切终得变，从大处看发展，中国行将进入一个崭新时代，则无可怀疑。人到中年，性情凝固，又或因性情内向，缺少社交适应能力，用笔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起步，此时却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永远的告别

　　遭到致命打击、对沈从文命运产生巨大影响的是后来对他的一次严厉批判。

　　1948年，-已兵临北平城下。一大批文化名流接到国民党通知，限期南下。沈从文也在名单之列。但他毅然决定留下。沈从文此时的心情其实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对新时代的来临欢欣鼓舞，另一方面又担心跟不上步伐。他已然洞察到了自己的结局，为他的后半生埋下了伏笔。

　　与此同时，1948年香港出版的第一期《抗战文艺丛刊》登载了郭沫若的一篇文章《斥反动文艺》。文章犀利而尖刻地给朱光潜、沈从文、萧乾等人画像，他们分别被骂成红、黄、蓝、白、黑的作家。斥责沈从文是专写颓废-的“桃红色作家”，是个“看云摘星的风流小生”，“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郭沫若一文对沈从文的“作为反动派”的阶级定性犹如一颗重磅炸弹，给本来对批评就敏感的沈从文以沉重的打击。沈从文感到这次是对他二十多年来独立为文艺奋斗的自强精神的“一次真正的全面否定”，先前的担忧很快变成了现实，他害怕，恐惧，觉得有一张网在收紧。

　　“清算的时候到来了！”他常常喃喃自语。

　　“当时他压力很大，受刺激，心里紧张，觉得没有大希望。他想用保险刀片-，割脖子上的血管……当时，我们觉得他落后，拖后腿，一家人乱糟糟的。现在想来不太理解他的痛苦心情……”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说。

　　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他与京派理论家朱光潜、沦陷区女作家张爱玲、国统区作家无名氏（卜宁）等都被排除在外，并被赶下北大的讲台。

　　天才文学大师的艺术之翼就此折断了。

　　住院恢复后的沈从文下决心“转业”——他不得不离开北大，远离既给他带来荣誉又招来是非的文坛，来到了中国历史博物馆。这一年沈从文47岁。

　　沈从文从1948年12月31日在一张条幅上写下“封笔试纸”以后的40年里，虽经几番努力，终没能写出一篇小说。而在这以前的25年中他却出版了80多部，1000多万字。（《书屋》200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