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折的起因是张国焘不可抑制的野心。客观地说，张国焘对于策应红一方面军的态度是积极的，会师之前对于中央的指示是尊重和服从的，但是当他一旦了解中央红军的实力，得知一方面军不足２万人之后，他就开始不安分、不平静了。他拥有４倍于一方面军的实力，他觉得自己应该做主人。

　　两河口会议后，中央派出李富春、林伯渠、李维汉、刘伯承到四方面军慰问。当李富春抵达理县时，张国焘公开提出统一军事指挥、充实总司令部的问题，要求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徐向前、陈昌浩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向前为副总司令，陈为总-委员。因事出突然，又事关大局，李富春立即向中央作了汇报。未等中央答复，张国焘又令陈昌浩致电中央：“请张国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与此同时，中共川陕省委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

　　对于会师后出现的复杂情况，带兵在前线担任开路先锋的徐向前还蒙在鼓里，他还在幻想早点脱离与张、陈搭档的尴尬境地。

　　一日，他与陈昌浩交谈时正式透露：“我这人能力不行，在四方面军干不了。现在中央来了，有不少能人，你看是不是由刘伯承同志来替我，他是军事理论家，也有丰富的实战经验。”

　　陈昌浩一下子怔住了，感到十分突然，急忙问道：“那你呢?那你准备干什么去?”

　　徐向前诚恳地说：“我到中央去，随便分配什么工作都行，反正是能力有限，做点具体工作吧!”

　　“你先别考虑这件事。”陈昌浩坚决不同意。徐向前并不为陈昌浩的态度所动摇，拿定主意要走。

　　对于张国焘咄咄逼人的攻势和赤裸裸的要权，中央领导层进行了讨论。为了团结四方面军将士一同北上，大多数领导同志同意作适当让步。

　　在这方面，毛泽东的眼界要比一般人高出许多，他考虑得更深、更远、更周详，特别是在把握未来的走势上有着惊人的预见性。他说：“总书记的职务不能让，要让就让军权吧!”事实证明，毛泽东的选择是英明的。

　　１９３５年７月１８日，中共中央对中央军委领导成员进行调整，任命中央军委主席朱德仍兼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总-委员。３天后，中央又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以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中央还作出明确的规定：“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上述决定反映了党中央促进两军团结的精神，从中也可以体现出毛泽东过人的气量，张国焘却把中央的让步视作自己个人的胜利。

　　７月中旬，中共中央抵达芦花前线，驻守在此的徐向前第一次见到中央领导同志，朱德的平易，彭德怀的直率，周恩来的敏锐，张闻天的博学，都给徐向前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感受最深的还是毛泽东。

　　在徐向前打量中央领袖时，毛泽东等人也在观察徐向前。由于两军会师后产生了一些龃龉，特别是张国焘、陈昌浩已分别向中央提出强硬要求，其中也涉及了徐向前的职务问题，所以，中央领导人包括毛泽东等人在与徐向前接触时都十分谨慎。但是，他们对徐向前在创建和壮大红四方面军中的作用看得很清楚，毛泽东有个生动形象的比喻，说徐向前是孵化和带大四方面军的“母鸡”。见面时，毛泽东代表中央政府亲自将一枚红星奖章授予徐向前，表彰他在发展根据地和军事上的杰出贡献。

　　徐向前对于张国焘一再节外生枝也很不满意。沙窝会议结束后，张国焘与陈昌浩又谈到与中央的争执和不满，徐向前直率地说：“你们说的这些事我管不了，现在的问题是部队在这里没有粮食吃，吃黄麻吃得嘴都肿了，我们不能呆在这里挨饿，得赶快走。等打到有粮吃的地方，你们再争吵去!”

　　期待已久的开拔令终于下达了。军委决定兵分左右两路北上。

　　８月２１日，右路军分两路通过草地。

　　经过５天艰苦的行军，右路军通过了被称为西域绝境的草地，到达班佑地区。到达班佑后，首要任务是迅速夺取通往甘南的咽喉要地包座。徐向前鉴于右路军中三军团还未跟上来，位于战斗位置的只有一军团和四方面军的第四军、第三十军，而一军团又相当疲惫，遂建议由四方面军的部队承担攻打包座的任务。毛泽东对于徐向前时刻注重大局的精神非常赞赏，批准了他的设想。

　　包座之敌原先只有一个团，后胡宗南听说红军北上后又紧急调派一个师增援，徐向前先派少数部队攻打包座，以之为饵，而令大部队设伏，准备诱歼援敌。开始援敌并不上当，徐向前为坚定敌前进决心，命设伏部队雷打不动，攻击部队适当后撤。敌方判断红军攻击部队是久战兵疲而退，于是下令追击，结果全数进入红军预伏圈，此战毙伤敌师长以下官兵４０００余人，俘敌８００余人，缴获了大批粮食、牛羊。

　　右路军急迫地催促左路火速东靠、并肩闯陇。这时，党内又起风波，实际控制左路军的红军总政委张国焘来电要求右路军南下。

　　“屯兵于此，无异于等胡宗南从容布阵来围歼我们。战机一失，北上的路线就会被堵塞，那就只有再退回草地了。唉，那就麻烦了!”徐向前实在不明白张国焘葫芦里装的什么药。

　　毛泽东也很着急。９月１日，他与徐向前、陈昌浩致电给张国焘、朱德，详细、全面地分析了目前的形势，指出这是红军挺进甘南实现北上抗日的最好时机。两天后，张国焘回电，态度强硬地坚持南下。

　　张国焘电报送到班佑前敌总指挥部，中央领导人表情各异。

　　毛泽东仍然处变不惊：“国焘同志请也请不到，怎么办?”陈昌浩一脸苦笑，解释说：“来电说嘎曲河涨水，过不了河。”

　　徐向前很清楚四方面军的底细，他不解地说：“左路军有一支一百多人的造船队，是在抢渡嘉陵江时训练的。嘎曲河涨水，可以强渡；没有粮食，我们可以派部队带粮食去迎接他们嘛。”

　　中央领导人赞成徐向前的提议，他们把劝说张国焘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徐向前也抱着一线希望。因为过去无论是在鄂豫皖还是在川陕，大部分时候是张、陈商议决定大局，但在徐、陈意见完全一致时，张国焘也会作出妥协。９月８日，徐向前、陈昌浩以两人的名义发电给朱德、张国焘：“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

　　就在电报发出的同时，前敌指挥部收到张国焘以朱、张名义打来的电报：“一、三军暂停向罗达进军，右路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右路皮衣已备否?即复。”

　　终于到了摊牌的时候。

　　在这关键时刻，陈昌浩首先改变了态度，同意部队南下，倒向了张国焘一边。

　　徐向前心里十分矛盾。合兵北进是他的基本思想，所以他此前站在毛泽东的战车上频繁呼唤，苦劝张国焘改变主意，但是最糟糕的是现在必须在北进与合兵两个支撑点中挑选一个。南下固然是他不愿意的，但更令他不情愿的是分兵，他不想看到红一、四方面军分兵，更不愿看到自己生死与共的四方面军裂成两半。在这种情况下，徐向前也表示同意南下。

　　毛泽东对张国焘绝望了，但他对徐向前这只养育四方面军的英雄“母鸡”存有希冀。９日晚，毛泽东在率一方面军先行北上之前，踏着星光，来到徐向前住处，在院中见了徐向前。“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由于在四方面军驻地，由于徐与陈昌浩住在一起，由于四方面军三大巨头都表示过相同的意见，毛泽东的问话听起来有些随意，其实是想看看徐向前最后的态度。

　　徐向前直言相告：“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果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指挥。”

　　毛泽东默默地点了点头，呆了一会，就走了。

　　红一方面军星夜北行。四方面军到第二天早晨才知晓。徐向前刚刚起床，就听到前敌指挥部乱成一团，先是有人说叶剑英参谋长不见了，后来又发现指挥部军事地图丢失，接着前线部队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连夜出走。

　　陈昌浩闻言大惊，吼道：“我们没下命令，他们怎么走了?赶紧叫他们回来。”

　　徐向前一下愣了，脑子里一片空白，心里想：这是怎么搞的，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

　　就在这时，前方与红三军团保持接触的部队指挥员又打来电话：“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

　　陈昌浩拿着话筒，问徐向前：“怎么办?”

　　徐向前坚定地回答：“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历史得感谢徐向前，是他在关键时刻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

　　徐向前本来就不善言谈，率军南下后话语就更少了，有时整天没有一句话。

　　张国焘清楚徐向前在四方面军的威望和影响力，他知道徐向前有一批忠诚的追随者。为了争取徐向前，张国焘在卓儿碉悍然自立“中央”后，做徐向前的工作。徐向前明确地表示自己不赞成张国焘另立中央的搞法：“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现在弄成了两个中央，如被敌人知道了有什么好处嘛!”

　　１９３５年１２月，中共驻-国际代表张浩在给张国焘的电报中，传达了-国际关于取消张国焘第二“中央”的指示，并高度评价中央红军到陕北的行动。当时，中国-党是-国际的一个支部，在组织上要服从于-国际的指挥。-国际对中央红军的肯定，实际意味着对张国焘的否定。１９３６年１月下旬，在拖了一个月后，张国焘不得不召开会议，讨论四方面军行动方针。会上，朱德坚定地提出急谋党内团结和放弃川康根据地北上的观点。徐向前态度鲜明地支持中央的决议和朱德的提议，陈昌浩也开始转变。在这种形势下，张国焘感到大势已去，只好复电张浩，表示“一切服从-国际指示”，遂引军北上，第三次穿过草地，在陕北与一方面军会合。摘自《中共著名搭档大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