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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展、陈望道、王中－复旦园里的学人往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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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子展先生先后与李维汉、李达、夏曦、何叔衡、谢觉哉等早期-党人同事或同住过，并与毛泽东相识。马日事变后，被悬赏通缉，一直到中国人民-占领上海前一个月，他的名字还列在黑名单中，国民党军警还到复旦大学搜捕过他。而因为躲避通缉，他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但这无损于子展先生的革命积极性和坚定性，他一直在做革命的文化工作。他在白色恐怖的形势下，发表了很多揭露性的杂文，是1930年代重要的杂文家。
子展先生是1934年到复旦大学任教的，后来又担任了中文系系主任。讲堂是传道、授业、解惑之所，除了传授文化知识之外，教师们常常要发表对于现实的见解，表明自己的人生态度。子展先生的见解和态度，必然要触犯时忌，而当时的教育界则是在陈果夫、陈立夫的CC系控制之下，双方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听说，抗日战争中复旦内迁重庆北碚时期，子展先生与CC系就斗得很厉害，以致听命于CC系的学校领导要解聘子展先生。正在危难之际，冯玉祥将军得知此事，特制了一张特大的大红拜帖送到复旦，上书“太老师陈子展先生启”，下面署上冯玉祥的名字，还特意要摆在门房里给大家观看，这才吓退了CC系，没有敢下解聘书。盖因子展先生的一位学生曾教过冯玉祥读书，故有“太老师”之称。
建国之初，军代表曾经登门拜访，请子展先生出山，但是，他不肯出山。理由是：-党困难时，我应该帮忙；现在-党胜利了，我就不必再凑这个热闹了。
子展先生虽然离群索居，但是仍旧难逃1957年的劫难。本来，子展先生不出席会议，不参加鸣放，不为“阳谋”所动，该是可以平安无事的了。但不料却有人打上门来。来者是一位老相识，建国后做了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很是走红，却为子展先生所看不起。这回他声称是代表党来通知陈子展必须参加会议，子展先生一下子火气就冒上来了，立刻顶上一句：“你是什么狐群狗党？！”这原是骂那位盛气凌人的来者的话，但汇报上去，却成了是骂-党的话了。于是罪莫大焉，子展先生被打成了极右分子，教授级别从二级降到四级。但是他硬是不买这个账，不承认自己有什么错误，不承认自己是-分子，而且留起长胡子，仍旧关在家里研究《诗经》、《楚辞》，从不去通路子。后来，上面还是知道了此事，中央统战部出面过问，复旦才于1959年10月间摘掉他的-帽子。
“文革”开始后不久，子展先生被迫离校，进了牛棚。工宣队主持清理阶级队伍时，他当然在被清理之列，还专门组织过一次对他的批判会。但批判之后，同学们对他不是痛恨，倒反而尊敬，有些另眼相看了。因为这个老-却原来是个老革命，而且是根硬骨头。
“文革”结束后，子展先生虽已80多岁高龄，但仍奋力继续他的研究工作，终于完成了《诗经直解》和《楚辞直解》两本大部头著作。他自己说：“愚治《诗》旨在与古人商榷，治《骚》旨在今人辩难。”即使在艰难困顿之中，即使从事纯学术的研究，他仍不忘与人论辩争斗也。此之谓陈子展先生！
陈望道———复旦园里长镜
陈望道先生年轻时，是一个敢说敢干，很有个性的人物。他的外号叫“红头火柴”，是谓一擦即燃之意。后来，在中国-党上海发起组中，因不愿受陈独秀的家长式统治和背后的造谣污蔑，终于与他闹翻，拂袖而去，即可见出他刚烈的性格来。但当建国后出任复旦大学校长时，他已是一个老成持重、表情严肃的长者了，人们尊称他为“望老”。其实，即使到了晚年，望道先生仍旧不肯随波逐流，不肯曲从于强势话语，始终保持着一个学人的良知。
20世纪50年代初，上面提倡全面学习苏联。在一次会议上，王力大谈苏联专家如何说，如何做，望老听得实在不耐烦了，就顶了一句，说：“王力先生，这里是我们中国！”顶得王力无话可说。在制订汉语拉丁化字母时，苏联专家提出要加进一些斯拉夫语的字母，中国专家心里不同意，但慑于-压力，没有人敢顶苏联专家，只有陈望道出来反对，说斯拉夫语字母与拉丁字母体系不同，加进来不伦不类。他与苏联专家辩论了一个上午，连中饭也没有吃，终于将这种大国沙文主义的意见顶住了。
“文革”后期，全国大搞“批儒评法”运动，简直把法家捧到天上去了。而有些学者或者还想附势而上，也就迎合上意，或则以儒法斗争为纲来修改自己的旧作，或则改变自己一向尊儒的观点，为法家大唱赞歌。但望道先生则不肯附和，而且私下里还对他的研究生说：“法家杀气太重。……”那时，上海一家出版社奉命要重印望老的《修辞学发凡》，但认为书中所用儒家的例句太多，要他修改。望老不肯改，经一再动员，也只改换了几个例句。出版社领导说：“这个样子出版出去，不符合批儒评法的精神，怕外国人看了要挑剔。”望老对助手说：“我倒不怕外国人挑剔，而是怕有些中国人挑剔。”
望道先生不但在平和中保持了个性，而且在严肃中充满着感情。贾植芳先生就常常念叨望道先生当年对他的关心，那当然是在1955年他因胡风案被捕之前的事了。有一天，望老夫人蔡葵先生对贾先生说：“我们陈先生说，你贾先生手面大，这点工资怕不够开销，我们两人的工资花不完，请你帮我们花一些。”他们每月送给贾先生40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贾先生说：“他如果说是资助，我是不会接受的。他叫我帮着他花钱，我当然只好收下了。”
望道先生当校长时，正是校长缺乏权力之时。但是，他还是要利用手中不多的权力，来为师生员工做点好事。望道先生自己掏钱买树，绿化校园，以及尊重工友，帮助工友等事，在复旦时有所闻。而最令人感动的是，他在临终时，还在关心复旦师生员工的生活，为复旦划归市区之事而操心。盖因复旦地处城乡结合部，划归市区或者划归郊区，处于两可之间，1950年代复旦原属杨浦区，属于市区，恰恰到了三年困难时期，却被划到宝山县去了，属于郊区，当时物资供应市区与郊区是大不一样的——肉票、油票等，郊区都少于市区，点心票也没有，这在每一两粮票都算着用的时候，就使复旦师生员工吃亏不少。在他病重时，市领导问他最后有什么要求，他说，我个人别无所求，但希望一定要为复旦解决划市区的问题。在他一再要求之下，总算将此事解决了。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争取一项具体待遇的问题，而是一个校长的责任心———他想到的不是自己的私利，而是全校师生员工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还没有下台就骂声不绝，有些人一下台就无人理睬，而望道先生逝世几十年了，老复旦们还深深地怀念着他的原因了。
王中———早起的虫儿
往年读柏杨的杂文，有一篇叫做《早起的虫儿》，大意是说：早起的鸟儿好觅食，早起的虫儿就要被鸟儿吃掉。这个比喻很形象，很深刻。世上的确有很多觉醒得早的人遭受厄运，等到大家都哼着与他同调的歌时，他却早已被迫害致死，即使还未死的，也已经没有多少活气了。
复旦大学新闻系的王中教授，就是这样一条早起的虫儿。
1956年，王中闻到了早春的气息，奋起进行新闻改革，提出了一些新的新闻观点，产生了相当大的社会影响。到了1957年，气候骤变，他就成为祭旗的牺牲品，受到全国新闻界的讨伐。当时有一家权威刊物发表评论员文章，标题就叫做：《大家都来批判王中》。王中认为，报纸既有宣传性（或曰工具性），又有商品性。既然有商品性，就要照顾读者的口味，这就是群众观点，如果读者不要看，报纸还有什么宣传性可言呢？这些话，我们听起来觉得蛮有道理的，但批判者说他是反对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原则，而且，谈商品性，就是资产阶级新闻观点，这在当时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但王中是根硬骨头，他坚持自己的看法，从来就不承认他的新闻理论是错的，不但在批判会上据理力争，而且还写文章来反驳批判他新闻观点的党报社论。从社论的文风到理论观点，一路驳过去，既有理论的说服力，也相当尖锐辛辣。然而，有理无处讲，经常要挨批挨整，王中就渐渐变得——或者毋宁说装得玩世不恭起来。表演得最精彩的，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几幕
工宣队进驻复旦之初，对师生员工全面大抄家，王中自然是新闻系的重点对象，但王中家里实在既无金银财宝，也无书画珍品，工宣队员要他交出银行存折来，王中说：“在皮箱里。”工宣队员要他打开皮箱取出来，王中拍拍肚皮说：“在这只皮箱里，取不出来了。”弄得工宣队员哭笑不得，但也无可奈何。
像王中这种经历的人，“文革”之中上门外调的人自然是少不了的。有一次，北京有人来向他调查谷牧的事，自然是要他提供谷牧的“反革命罪证”。外调人员照例要拍桌子瞪眼睛先把受调查者教训一顿，以为这样可使对方老实一点，会按照他们的要求提供资料。殊不知王中根本不吃这一套。当然他也不能据理力争，于是装得很害怕的样子，说：“我心脏不好，你们一拍台子，我就头昏，脑子糊涂了想不出问题来。你们不要拍台子，让我慢慢地想。”外调者为了要材料，只好收起凶相让他思考。王中一边抽烟，一边作思考状，等到烟抽足了，说道：“我反复想过了，我认为谷牧是好同志，没什么问题。”外调者想再施加压力，王中就不再言语了。
王中虽然自己的处境极其恶劣，但还是尽力在保护别人。在干校里，有一次贾植芳不小心将一只摆在床边的火油炉踢翻了，积极分子说他有意破坏革命群众的东西，意在进行阶级报复，要对他进行批斗。正在危急之际，王中忽然站出来说：“这只火油炉是我的，踢坏了没有关系。我不是革命群众，所以他不是搞阶级报复。”弄得积极分子们哭笑不得，只好作罢。
王中的烟瘾很大，宁死不戒。有一次在干校与人谈起吸烟，他说道：“我每天早上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吸烟。”不料被一个积极分子汇报上去，当作“阶级斗争新动向”来抓，说他是恶毒地反对毛泽东思想。因为革命群众每天早上的第一件要事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王中这样说就是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于是，先是喇叭上广播，接着是开批判会。不料王中的回答却是：“早上起来，没洗脸，没刷牙，嘴巴不干净，不能马上读毛主席著作；如果用不干净的嘴巴来读毛主席著作，这才是对毛主席的不忠。”弄得积极分子们无从反驳。
王中在干校里跌坏了腿，又有关节炎，回校之后，总是拄着一根竹竿走路，竹竿比他的人高，早上再挎一只菜篮，到菜场买菜，活像电影中乞食的祥林嫂形象。他借住在体操房里，自己养鸡。别人去看他时，他会拿出一筐鸡蛋来展览，每个鸡蛋上都用铅笔写着某月某日生。问他搞什么试验？他说：“好玩。”
但是，王中的血并没有冷。他需要人理解，他等待人们理解。“文革”结束后，中国人民大学有一位学生以钦佩的口气说：“别人不管有没有错误，都纷纷检讨，只有复旦的王中，始终不肯检讨。”当别人将此话转告王中时，王中禁不住号啕大哭起来。可见，王中的玩世不恭，只不过是“冷眼向洋看世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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