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长走后，我们三人的关系发生了变故。有一天，联秘处（三战区党政军联席会秘书处的简称）一个卢委员叫我们去谈话，吴正邦先被叫去。我进去时，看到他毕恭毕敬地立正站着，我开始看不起他。卢叫我写悔过书办自新手续，我拒绝。

　　1942年4月，我们被送进上饶集中营；6月初，战事日紧，又将我们押离上饶。就在离开上饶的那天早晨，冯达飞被拉到茅家岭杀害了。

　　面对严酷的现实，吴正邦把叶军长的遗嘱毁掉了，并劝我也毁掉。我坚决不同意。

　　不久，负责看守的训育组组长刘治汉找我们谈话，吴正邦可能就是通过这次谈话叛变的。刘再次要我写悔过书自首，我说：“我之来到新四军，是依照中央合作抗战的政策，自问没有任何错误，既谈不到悔过，更无所谓自新不自新。”他见我态度坚决，二话不说，仍把我送回了看守所。这时，我以为他们即将把我处决。想到冯达飞已死，他所保存的那一份必不存世；吴正邦变节，并将遗嘱毁掉。现在只剩下我身边的一份，无论如何，一定要将它保全下来。举目四望，谁又能托孤寄命呢？最后想起睡在我身旁的王聿先，以他医生的专业，对三战区还是需用的人才，也许可望不死，并且他为人还较正派。遂辗转试探，他竟慨然应诺替我保全，我偷偷地把遗嘱交付与他了。　　

　　不久，我发现反动派似无杀我之意，于是又向王聿先索还，他却说已交冯雪峰了。当时冯雪峰和林琼二人已由人作保脱险。

　　建国后，我曾向党中央和有关部门查问叶军长遗嘱，始知尚未见到。我托人问冯雪峰，他不知道；后又查得林琼在重庆，去函询问，复函也说不知道。一直到1950年5月，知道王聿先在上海任职，立即去函查问，才知道叶军长的遗嘱最后还是毁掉了。王的回信称：“……承兄提及叶军长手示问题，在徐市禁闭室，先交给我后，即暗藏裤带内。出禁闭室后，即设法拟交冯雪峰同志，因他被保释医病，弟不便亲自交给，遂托特训班一位姓王的青年同志转交。解放后，曾问及雪峰同志，他说没收到。去年秋晤得王同志，他告诉我，当时因为病得糊里糊涂，没有交给雪峰，后来他丢到厕所中去了。因为当时我曾告诉他，若交不到雪峰，可以烧掉，以免给敌人借口，对我们、对叶军长均是不利。”

　　他还作了自责：“这事我应负责任的是应当交还给你，由你处理。”此信证实了叶军长的遗嘱确已被毁。我千方百计想要保全的东西，终告落空。我深悔当日不该顾虑过多，竟使老一辈革命家的手泽湮灭，总是一件令人终生无法补偿的憾事啊！（摘自《纵横》2003年第4期林植夫文作者时任新四军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