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样严重，建议住疗养院休养一段时间，这样可能好转。接着就决定立即送疗养院治疗。陈景润本来不想住院，但是组织决定，而且是毛主席、江青的指示，陈就激动地连声感谢毛主席和组织上的关怀，当即由该所负责人把他匆匆送进附近的疗养院了。”
在陈景润住院前，迟群单独去陈景润在中关村88楼的住处找过陈景润。这件事哄动了数学所。陈景润的住房是一间6平米的房子原来设计做锅炉房的，但从未安装过锅炉，于是改作卧室。众所周知，陈景润愿意一个人住一间房的原因是他可以偷偷地搞数学。令人费解的是像迟群这样的大“左”派，怎么会去“拜访”陈景润呢﹖
据华罗庚的助手回忆：迟群找陈景润的目的是要陈景润站出来“揭发”华罗庚“盗窃陈景润成果的问题”。你别看陈景润装疯卖傻，他可精灵了第二天他不去找别人，惟独专程去找了陈德泉，据实告诉了陈德泉：“迟群要我揭发所谓华老师盗窃我的成果问题，怎么办”陈德泉被这突然来的消息吓懵了，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他更摸不清陈景润的意图。于是只好问陈景润：“华老师到底有没有偷你的成果﹖”陈景润说：“没有。”陈德泉说：“那你就据实说吧，反正实事求是嘛”陈德泉立即将上述情况告诉了岳枫。岳枫当机立断地表示：“向华老报告。”华罗庚知道后，立刻明白：迟群的背后有人。这人就是江青。谁都知道，在“文革”中惹怒了江青意味着什么华罗庚在这种情况下，反而显得格外镇静。他知道在这种时刻，一句话说错了，就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
陈德泉来找王元与吴方，了解华罗庚与陈景润的业务往来。陈景润是一个喜欢独自一个人钻研数学问题的人，这是他的脾气。华罗庚并不计较，就让他一个人自己去研究数论好了。所以华罗庚与数论组的人都与陈景润没有什么业务瓜葛。王元与吴方告诉陈德泉：华罗庚与陈景润惟一的业务往来就是塔内问题。
这时，中关村已经流传着所谓华罗庚盗窃陈景润成果事件的风言风语，还传什么有人在中关村暗中调查，写“内参报告”等。最严重的是在数学所全所大会上传达了江青关于陈景润问题的“批示”，其中有一句：谁反对陈景润谁就是汉奸。这是大意，因找不到“批示”原件，但“汉奸”二字确有。谁又是“汉奸”呢﹖空气顿时凝固起来了。
华罗庚将王元与吴方找去谈话，大家将当时的情况作了如实的回忆。当时陈景润就是为了塔内问题的工作而调来数学所的。他的工作已在1956年“全国数学论文报告会”上公开宣读过，而且报纸上也报道过。华罗庚又如何能“盗窃”众所周知的成果呢﹖
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再版时，是吸收了陈景润的想法，但他已给予了足够的感谢。1957年，《堆垒素数论》的“再版序”中写道：“作者乘此机会向越民义、王元、吴方、魏道政、陈景润诸同志表示谢意，他们或指出错误或给以帮助，不是他们的协同工作，再版是不会这样快就问世的。”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华罗庚知道他的老学生在“文革”中受到冲击最小的是吴方。他建议吴方以自己的名义起草一个报告，将当时的情况作如实的叙述。当时数学会的秘书长王寿仁也写了报告，说明情况。他们的报告抄送给了几位中央领导，其中包括姚文元。
大概是江青正忙于“批林批孔”，“评水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顾不上华罗庚了。王寿仁与吴方的报告送上去后，就不了了之了。王寿仁、陈景润与吴方在华罗庚极困难时，做到了实事求是，向他们的朋友与老师伸出了援手，华罗庚是很感激的。
华罗庚与陈德泉有一次外出，路过陈景润住的医院。陈德泉建议去看望一下陈景润。华罗庚还不便于跟陈景润见面，就叫陈德泉一个人去，他自己坐在汽车里等着。陈景润对陈德泉说：“华先生永远是老师，迟群说的完全没有这回事。”
事后，华罗庚几乎从不在家里人、朋友与学生中提起这件事。他对他的总角之交胡柏寿谈过：“四人帮在‘文革’中要陈景润揭发我，诬陷我剽窃了他的科研成果，陈景润不肯，就威胁他说：‘人证物证俱在’，陈景润坚定地说：‘既然你们掌握了人证物证，还要我揭发干什么’”又据包谦六回忆：“江青先想拉拢他，拉拢不成，就打击他。最恶毒的一招，是想利用陈景润出来讲话，污蔑华老师著作中偷了他的研究成果，可是陈景润不受利用，装痴学呆，保持人格。”
江青对华罗庚及其亲属的迫害可以追溯得更远一些。华罗庚的女婿，即华顺的丈夫王敬先，原在中央警卫局工作，“文革”前调到苏州任中共苏州地委副书记，“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华顺则久幽囹圄。华罗庚从来不在同事中谈起这一伤心事。仅对胡柏寿等极少数人说过：“王敬先过去和江青在一个支部，他对她的事知道得太多了，所以江青早就要置他于死地。”据说王敬先在延安时曾说过：“江青根本不懂马列，只会喊几句革命口号。”1966年，“文革”开始不久，江青就伙同叶群对王敬先下了毒手。
“1968年8月27日，康生、曹轶欧还指示郭玉峰编造‘关于三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情况的报告’和‘关于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情况的报告’，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60人分别诬为‘叛徒’，‘叛徒嫌疑’，‘特务’，‘特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三反分子’，‘有严重问题’等，占115名常委会委员的52%以上，把74名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分别诬陷为‘叛徒’，‘叛徒嫌疑’，‘特务’，‘特嫌’，‘国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里通外国分子’等，占159名政协常委会委员的46%以上，连梁思成、童第周、华罗庚、茅以升等国内外著名科学家也未能幸免。”由于这一庞大的名单未能全面实施打倒，华罗庚总算幸免了。
1972年底，当华罗庚与小分队在辽宁省普及“双法”时，辽宁省有个接待计划。据华罗庚的助手回忆：毛远新在计划上批示：“我以为某国元首又来了。”意思是计划订得太铺张浪费了，但所用语气显然是不友好的。小分队在沈阳搞了一个“双法”成果展览。毛远新看过了预展。在毛远新会见华罗庚等时，出于某种原因，他肯定了“双法”普及所取得的一定成绩后，接着就说：“世界上不存在最优，最优这一提法不科学，不符合马列主义，最多只能称为较优。”略有数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数学上的“最优”都是指在一定条件下的“最优”。大学中微积分课就讲到了。但这个时候是不能辩理的，于是只能连夜加班，将展览馆中出现的“最优”字样都改成了“较优”。
据华罗庚的助手回忆：1974年，华罗庚及其小分队在湖南省普及“双法”，华罗庚那时在湘潭。风声突紧，有传说：在讨论人大常务委员名单时，江青建议取消华罗庚的人大常委。岳枫当机立断，立即叫在湘潭的陈德泉与裴定一连夜赶回长沙开会，并且于华罗庚第二天起床前赶回湘潭。他们二人连夜到达了长沙，跟岳枫及少数人商谈了撤销华罗庚人大常委的事并涉及到小分队的命运问题。他们二人又于清晨赶回了湘潭。
华罗庚已经料到大事不好了，据计雷回忆：多年后，华罗庚曾笑着对计雷说：“在湘潭一清早，我看见你们都不在了，我就料到出了大事了。”陈德泉回到湘潭的清晨，华罗庚找他单独谈话，华罗庚有感情地说：“你很累了，如果工作困难了，你怎么办﹖”陈德泉说：“跟着你干”华罗庚语调平和，就跟平常聊天一样，从他1950年回国谈起，谈到毛泽东会见他，鼓励他为国家培养青年数学家，再谈到他的应用数学与“双法”普及工作。华罗庚说：“我们的工作是受到毛主席与周总理的支持的，只要还剩下我一个人，我也要将‘双法’搞下去，除非毛主席说，你们这样搞是错误的，我就立刻停止这件工作。”那时，在北京的计雷的妻子正要生孩子，计雷要回北京去照料。大家托他回北京后找一下王军，并到华罗庚家里看看动静，总算没事。据说是周恩来征得了毛泽东的同意，保护了华罗庚。他的人大常委职务才得以保持。
1975年，华罗庚与小分队去河北省保定胶卷厂普及过“优选法”后，王洪文、姚文元等也去了一下这个工厂。他们得知华罗庚在胶卷厂普及过“优选法”。他们作了批示。这一批示在数学所全所大会上传达了。王洪文批示的大意是“还是要搞‘双改’的嘛”。姚文元批示的大意是“最优这一提法不科学，按马列主义，优都是相对的”批示原文已找不到。批示传达后，数学所的人都被弄得莫名其妙。王元立刻去华罗庚家，告诉他数学所传达了这些批示。华罗庚心事重重地、轻轻地说了一句：“知道了。”于是久久地沉默，王元也就告辞了。
江青曾拉拢过华罗庚。据胡柏寿回忆：华罗庚说，在1972年，“一次中央举行文艺晚会，我收到一张入场券，座号是六排二座，这通常是中央首长席，我想里面有文章，灵机一动，马上找熟人换了一张票，坐到别的位置上，刚一坐定，会场里灯光渐渐暗了，随风飘来一股刺鼻的香味，原来是江青，后面簇拥着一群人入场了，恰恰她就坐在六排一座。华罗庚讲到这里微笑着，庆幸自己早作准备，他敲定这次江青是蓄意寻衅想整他的。”又据包谦六回忆：“有一次，分配给华罗庚的观看剧场表演票子是六排当中的好位子，华罗庚坐上后，发现本排当中有几个位子始终空着，在表演将要上场的一刹那，瞥见江青带了几个人上场了，华罗庚即刻机警地与邻座悄悄地换了位子，等到江青一批狗才坐定，左右环顾，不见华罗庚其人。这一场演戏是严重的，在千万人眼睛中，假使接受江青的捧场，人格何在﹖如果被侮辱，依他的名望只好‘玉碎’了，太不值得。”80年代，华罗庚还曾将江青对他的迫害告诉过他在美国的老朋友。
对“四人帮”设下的重重陷阱，华罗庚小心翼翼。在家里人、朋友与学生面前只字不提，还要装得若无其事，也许最多只有胡柏寿、包谦六能听到只言片语。对华罗庚这样一个个性倔强的人来说，其痛苦可想而知了。“几经折磨，华的心脏病又发作，住院治疗，等到病情略为好转，天天偷偷地写诗骂‘四人帮’，做了一个小册子，不肯示人(不晓得能否遗留下来)。我处存有他的残稿一纸，是一首没有题目的诗：
关州战役胜利日，白骨妖魔心如炽，‘我要分裂停生产，尔辈竟敢搞团结’。
这首诗是愤怒斥责‘四人帮’的。等到陈毅同志逝世开追悼会时，有几位反对‘四人帮’的老同志，抬扛陈毅遗体的时候，华先生毅然起立，忘记自己的跷脚残疾，也扶杖参加抬扛，表示对‘四人帮’的抗议，这时，华已怒吼了”
本文节选自《华罗庚》一书，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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