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试举吾友胡先骕先生一词以证之：“荧荧夜灯如豆，映幢幢孤影，零乱无据。翡翠衾寒，鸯瓦冷，禁得秋宵几度 幺弦漫语，早丁字帘前，繁霜飞舞。袅袅余音，片时犹绕柱。”此词骤观之，觉字字句句皆词也，其实仅一大堆陈词套语。“翡翠衾”、“鸯瓦”，用之白香山《长恨歌》则可，以其所言乃帝王之衾之瓦也。“丁字帘”、“幺弦”，皆套语也。此词在美国所作，其夜灯决不“荧荧如豆”，其居室尤无“柱”可绕也。至于“繁霜飞舞”，则更不成话矣。谁曾见繁霜之“飞舞”耶？

那时候胡先骕试学填词，初学者当然不无肤浅之处，胡适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但也算不上多大一个事儿。对胡先骕受到的批评，钱仲联曾说：“自为词有被胡适所讥者，时人学梦窗者多有此失，不独步曾为然。” 《钱仲联自选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 这种说法是比较公正的。

参与创建“《学衡》派”，批评胡适的文学观

1919年前后，蔡元培先生主持北京大学，陈独秀、胡适等人先后被聘为北大教授，创办《新青年》杂志，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在社会上影响巨大。针对这场来势汹汹的批判传统的运动，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为中心的学者们挺身而出，以《学衡》杂志为阵地，以继承中国学统、发扬中国文化为己任，向“北大学派”发起反击，形成与北方对峙的南方“学衡派”，其主要成员有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等。

宿儒林纾 琴南 对陈独秀、胡适提倡的新文化运动大为不满，出手作文相争，但是由于他不懂西文，未能抓住对方的要害，结果败下阵来。林纾是胡先骕在京师大学堂的老师，老师受辱，学生当然不能旁观，于是有了胡先骕与胡适的笔战。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谈到这桩已经过去多年的往事，胡先骕仍然是这样说：“胡适诸人欺侮林琴南等老先生不懂英文，我却引经据典，以西文的矛来陷胡适的西文的盾。在当时我是自鸣得意的。”胡先骕在美国读书范围极广，曾广泛涉猎西方文学，其造诣胜过林纾——尽管林是以翻译外国小说而著称；即使是胡适，可能也有其不及之处。胡先骕家庭藏书中，有一书柜的英语文学书籍，都是在美留学时所购，或可印证他所言不虚。

当时胡先骕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中国文学改良论》，刊于《南高校刊》，后又刊于《东方杂志》。作者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上，对胡适的改良之说提出批评：用白话推翻文言、把中国古代的文学成就全盘否定的态度过于偏激，对社会有负面影响。他结合自己对西方文学的了解，阐明了他的文学改良观：“欲创造新文学，必浸-于古籍，尽得其精华，而遗其糟粕，乃能应时势之所趋，而创造一时之新文学。”

另一篇是《评〈尝试集〉》，胡先骕花了20天的时间才写出这篇两万多字的长文章。他以中外文学的史实和理论，批驳了胡适新诗和文学革命理论的不当，最后得出《尝试集》不仅没有价值，而且还将扰乱思想的结论。

《学衡》的创刊有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而现实的起因，则是由于胡先骕与胡适的论战。吴宓说《学衡》杂志的发起，一半原因是胡先骕《评〈尝试集〉》写好后，投遍南北各大报纸和文学杂志，竟没有一家愿意刊登，或者没有一家敢刊登。这样，才促成了《学衡》的诞生。

胡先骕说胡适主张的“八不主义”中，如不用陈言套语，不避俗语，不作无病之呻吟，须言之有物等几条，早已是古代诗人的共识，并非胡适首创，其实在中学老师教作文时，也经常提到。至于不用典、不对仗、不模仿古人，“则大可商议”。胡先骕具体分析了用典的优劣得失，他反对用僻典和堆砌典故，指出胡适不知道外国诗也一样用典，荷马史诗中的神话故事，被文艺复兴以后的诗人用了又用，几乎用滥了；待莎士比亚、弥尔顿的诗作出现，则几乎人人都引用他们诗中的情事。关键要看用得是否恰到好处，用得好则可起到暗喻、含蓄、耐人寻味的效果。胡适在后来谈不用典时，谈来谈去，也是这个意思，只是不认错，坚持“不用典”的提法。他晚年的私淑弟子唐德刚，就指出他文章的题目用“逼上梁山”就是在用典。

胡适提倡白话文，坚持俗字入诗。其实俗字入诗也不新鲜，历史上许多诗人也曾用过俗宇。胡先骕说，俗字能否入诗，应该以能入诗者为限，即入诗后应能增加诗感诗味，而不是什么俗字都可入诗，并且举了很多例证。他说《尝试集》仅仅是白话，而不是白话诗。“夫诗之异于文者，文之意义，重在表现（denote ，诗之意义，重在含蓄 connotative 与暗示 suggest ”。他批评胡适的白话诗，实际是取消诗文差别，以文为诗，以白话本身为诗，诗的特点被消解了，只保留从外国借来的分行排列。

有人认为，《新青年》迅速崛起，不可避免地对一些人造成压迫，所以《学衡》起来抗争，其中原因当然不会如此简单。即或如此，《学衡》的文化观念毕竟与时代相左，其表达方式也有缺陷，尤其是胡先骕的文章印证繁复，语言口罗嗦，加上卖弄学问，因此“打破垄断的愿望没有实现”。这只不过是保守主义最终遭到批评之后所出现的情形，是以今人的眼光来看待历史。《学衡》起来抗争，目的在于维护中国文化，并没有个人被压迫的处境，谋求的也不是个人的利益；《新青年》当时也没有那样高的地位，只不过提出新的学说，受影响的只是青年人。至于胡先骕的文章，其实作者一开始就声明了评论胡适的《尝试集》，必须先评论胡适的诗论，作者把古今中外的诗论摆出来，目的在于和《尝试集》及胡适的观点作对比，以论证胡适理论和实践的荒谬。文章环环相扣，只是文言的论述方式现在阅读起来不便罢了。

胡先骕大力出击，胡适却没有回应。胡先骕曾说：“此文出后《新青年》、《新潮》两刊物中迄无人作一文以批评之，仅罗家伦曾作一讥讽口吻之短评而已”，但罗不足以与他抗手。不过，论战双方因为都经过西方自由主义的洗礼，言论不合并没有影响到友谊。后来胡适的声望和社会影响越来越大，胡先骕所领导的中国植物学事业也需要胡适支持；胡适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地位，也需要胡先骕等科学家来维护，尤其是在中基会、中研院等范围内。这以后他们没有发生公开的争论，胡先骕也曾为胡适主办的同仁刊物《独立评论》写稿。1925年他们在上海合影，胡适题名为“两个反对的朋友”，也可以看出两人的胸襟。所以在1927年胡先骕与吴宓谈《学衡》今后办刊的方向时，胡先骕有“胡适对我颇好”的话。

鼓动胡适竞选总统

1948年初在南京，胡先骕还曾鼓动胡适出来组织社会党和竞选总统。此事起于3月30日在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第一次预备会议之前，蒋介石要王世杰去与胡适商洽，准备请胡适出来竞选总统。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有当天的记载：“王世杰和先生商洽之后，先生对于蒋主席的意思甚可钦佩。先生觉得自己的身体不甚健康，又怕他的性格不能充分和蒋主席的性格协调，颇为犹疑，但允考虑后答复。”

这件事最终以蒋介石作总统候选人而当选总统，但此事在胡适的生平中当属一件大事，近来不断被人论述，有人认为胡适对突如其来的总统候选人感到兴奋，不能自已；也有人认为胡适根本就没把这当一回事，仍然心如止水。

当时，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在南京召开，胡先骕也南下出席会议，所以与胡适也有接触，在耿云志所编《胡适及其友人》的照片集中，收有一张南京会议期间胡适与胡先骕等友人在一起的合影，胡适题为“皆兄弟也”。他们都是有意推进中国民主建设的自由主义者，胡先骕还可谓是胡适被列为竞选总统候选人的见证人，他在解放后的一份检讨中说：

我到南京，有一次陈立夫、果夫 曾请我与胡适之吃饭，他们的党徒我认识不少，他们要我参加国大的选举，我拒绝了。我那时是希望有一种第三种力量，能获得政权，来澄清-，我劝胡适之组党，便由于这种思想。在那时似乎有这种可能，因为国内对于国民党反动派不满、而又怕-党革命成功的人都希望有进步思想的人士组织第三种力量，来获得政权，美国人也是如此希望的。胡适之便是美国所寄以希望的一个人物。蒋介石要胡适之做总统，后来不是他的党徒怕万一选出不是胡适之，则结果更坏，蒋介石才自己竞选的。我愿意胡适之当选总统，并不是佩服胡适之，我认为他太保守了，而且我也知道胡适之虽当总统，仍是一个傀儡；但是他是一个名流，他当选总统，可以一新社会耳目，一些进步人士可以获得一部分政权，-实施总会有些进步。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胡适与王世杰商洽之后，做出“允考虑后答复”，而终未参加竞选，并不是拒绝蒋介石的邀请，也不是蒋介石出言无信，而是国民党内部对胡适的竞选没有十分把握，才作罢论。

胡适被学界推为现代大师，但胡先骕对他的评价不是很高。在1950年《北京的科学运动与科学家》一文中评述胡适，认为他的著作以《中国哲学史大纲》 上卷 最有名，但“可以议论之处甚多”，而且没有写完，他真正有价值的可能是小说考证。至于胡适的成就，胡先骕认为“将来历史上之评论，恐怕只是新文化运动之倡导人，而学术上之成就，则殊有限。至于其-经济思想，则甚落后，与其新文化运动殊不相称”。（摘自《不该遗忘的胡先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