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出版的散文集《干校六记》，到前年面世的《我们仨》，杨绛温柔敦厚、哀而不伤的大家风格，给读者留下难忘的印象。但在对文化昆仑钱钟书的一片喝彩声中，惟听夏衍发出过“你们捧钱钟书，我捧杨绛”的声音。正是为了对夏公这一呼吁的一声微弱的呼应，我写作了《杨绛传》。我在写作这部关于杨绛先生的第一本传记时，深切地体会到杨绛先生对读书生活的情有独钟。

杨绛与钱钟书都是有名的“读书种子”，对于他们来说，读书已经不是职业所需而成了他们的精神支撑点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杨绛、钱钟书和许多爱国的知识分子一样，不仅拒绝了国民党的拉拢，不去台湾，而且真心实意地拥护中国*党的领导。同年下半年杨绛夫妇应聘担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杨绛、钱钟书初到清华时，清华的接管、恢复和改造工作正在进行中。他们夫妇俩担任外文系教授，教学任务并不繁重，难于对付的却是一场又一场马拉松式的会议，因而他们赖以生存的读书生活受到影响。

对此，钱钟书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