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给友人、著名报人黄裳的一封信函中表露了这层不理解的意思：“北来得三晤，真大喜事也。弟诗情文思，皆如废井。归途忽获一联奉赠(略)。幸赏其贴切浑成，而恕其唐突也。如有报道，于弟乞稍留馀地。兄笔挟风霜，可爱亦复可畏(如开会多、学生于文学少兴趣等语请略)。”这信写于一九五○年一月末。在此之前，黄裳曾去北京采访，专程到清华园钱氏夫妇的寓所，亲眼目睹了这对教授夫妇静夜攻读的情形：“住在清华园里的名教授，算来算去我只有一位熟人，就是钱钟书。第二天吴晗要赶回城去，因此我就把访问安排在第二天的晚上。吃过晚饭以后我找到他的住处，他和杨绛两位住着一所教授住宅，他俩也坐在客厅里，好像没有生火，也许是火炉不旺，只觉得冷得很，整个客厅没有任何家具，越发显得空落落的。中间放了一张挺讲究的西餐长台，另外就是两把椅子。此外，没有了。长台上，堆着两叠外文书和用蓝布硬套装着的线装书，都是从清华图书馆借来的。他们夫妇就静静地对坐在长台两端读书，是我这个不速之客打破了这个典型的夜读的环境。他们没有想到我会在这时来访，高兴极了，接下去，就是快谈。”
当时，杨绛、钱钟书除了上课、办公、开会之外，可说是深居简出，晚上的空余时间，对他们来说，是辛勤耕读的好时光，他俩不愧是一对“读书种子”，用人类文化精华不断充实着自己。
建国以后，针对知识分子的-运动接连不断。在繁忙的-学习之余，杨绛还是十分向往平静的书斋生活，她毕竟是研究员嘛。上世纪五十年代后，她写过几篇有关外国文学的长篇论文，但遭遇令人心寒。杨绛对人曾说过，“恰在反右那年的春天，我的学术论文在刊物上发表，并未引起注意。钟书1956年底完成的《宋诗选注》，1958年出版。反右之后又来了个‘双反’，随后我们所内掀起了‘拔白旗’运动。钟书的《宋诗选注》和我的论文都是白旗。郑振铎先生原是大白旗，但他因公遇难，就不再‘拔’了。钟书于1958年进城参加翻译毛选的定稿工作。一切‘拔’他的《宋诗选注》批判，都由我代领转达。后来因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和小川环树等对这本书的推崇，也不拔了。只苦了我这面不成模样的小白旗，给拔下又撕得粉碎。我暗下决心，再也不写文章，从此遁入翻译。钟书笑我‘借尸还魂’，我不过想借此‘遁身’而已。”
杨绛的读书观：读书就像串门儿，闭门读书不是消极避世和不通人情世故，而是“追求精神享受”
钱钟书逝世后，杨绛一如既往，杜门谢客，潜心读书。她的闭门读书不是消极避世，不通人情世故，而是“追求精神享受”。她说：“我觉得读书好比串门儿———‘隐身’的串门儿。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前打招呼求见，也不怕搅扰主人。翻开书面就闯进大门，翻过几页就升堂入室；而且可以经常去，时刻去，如果不得要领，还可以不辞而别，或者另找高明，和他对质。不问我们要拜见的主人住在国内国外，不问他属于现代古代，不问他什么专业，不问他讲正经大道理或聊天说笑，却可以挨近前去听了足够。我们可以恭恭敬敬旁听孔门弟子追述夫子遗言，也不妨淘气地笑问言必称‘亦曰仁义而已矣’的孟夫子，他如果生在我们同一个时代，会不会是一位马列主义老先生呀？我们可以在苏格拉底临刑前守在他身边，听他和一位朋友谈话，也可以对斯多葛派伊匹悌忒斯的《金玉良言》思考怀疑。我们可以倾听前朝列代的遗闻逸事，也可以领教当代最奥妙的创新理论或有意惊人的故作高论。反正话不投机或言不入耳，不妨抽身退场，甚至砰一下推上大门——就是说，啪地合上书面——谁也不会嗔怪。”杨绛非常珍视如此读书的自由，她还感叹道：“壶台悬挂的一把壶里，别有天地日月，每一本书——不论小说、戏剧、传记、游记、日记，以及散文诗词，都别有天地，别有日月星辰，而且还有生存其间的人物。我们很不必巴巴地赶赴某地，花钱买门票去看些仿造的赝品或‘栩栩如生’的替身，只要翻开一页书，走入真境，遇见真人，就可以亲亲切切地观赏一番。……尽管古人把书说成‘浩如烟海’，书的世界却真的‘天涯若比邻’，这话绝不是唯心的比拟。世界再大也没有阻隔。佛说‘三千大千世界’，可算大极了。书的境地呢，‘现在界’还加上‘过去界’，也带上‘未来界’，实在是包罗万象，贯通三界。而我们却可以足不出户，在这里随意阅历，随时拜师求教。谁说读书人目光短浅，不通人情，不关心世事呢！这里可得到丰富的经历，可以识各时各地、多种多样的人。经常在书里‘串门儿’，至少也可以脱去几分愚昧，多长几个心眼儿吧？”杨绛读书时的惬意，无疑也是众多读书人心向往之的精神世界。
杨绛心系科教兴国，毅然将自己的积蓄全部捐赠给“好读书”的学子
杨绛生活是非常简朴的，她摆脱了世俗的陋见。如今她所住的房间水泥地、白灰墙，比照当今一些教授们新迁的住宅，可谓简陋之极，但所有房间都干净、整洁、雅致，涌流着一股沁人心脾的书卷气。杨绛的服饰朴素无华，毫无珠光宝气。她心系科教兴国，毅然将自己的积蓄全部捐赠给“好读书”的学子。这一慷慨之举，是值得世人敬仰和效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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