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是1978－1987年，当时虽然浩劫已去，人文环境相对宽松，但说真话的权力却是有限度的。巴老是勇敢的，也是真诚的。而这种勇气和真诚便来自一个从事创作五六十年的老作家的良知和责任感。“五卷书上每篇每页满是血迹，但更多的却是十年创伤的脓血。我知道，不把脓血弄干净它就会毒害全身，我也知道，不仅是我，许多人的伤口都淌着这种脓血。”巴金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此。走出历史的荒芜，他没有醉心于苦难中的甜蜜，也没有把自己当作受害者和谴责者，而是把自己连同历史一起押上审判台，他“把笔当作手术刀一下一下地割自己的心”。他解剖着自己，同时解剖着历史，他要找出附于文化与心灵上的毒疮与脓血，为一个民族清算历史，找出通向未来的道路，他要建立“文革博物馆”。他写这部散文集已不存在任何功利的目的，正如他在五个集子的合订本的序言中所说：“讲出了真话，我可以心安理得地离开人世了。”无所求也无所惧，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在遭压抑太久之后终于爆发了。在种种的压制、报复与恐吓中，他还是以惊人的意志记下了他人生最后的忏悔。这是一颗高贵的灵魂，他容不得些许的微尘。“六十年的写作生活并不使我留恋什么，和当初一样，我并不为个人的前途担心，把自己的一切奉献出来，虽然只有这么一点点，我总算说话算数，尽了职责。”我们该为善良的老人庆幸，命运给了他时间，让他给自己的创作生命写下一个完美的句号。同时也给中国作家打制了一个楷模式的人格形象。
读《随想录》，已经没有《家》、《春》、《秋》里充满-与青春的激越的文字，已不再会为那近乎直露的浩荡的情感所淹没。然而它的平静而沉实的笔调，却正适合了一个历史老人忏悔与批判的深度和智慧，也有人说《随想录》的笔调太平谈，忽略了文字技巧。我想以老人的段话来回应：“我的写作的最境界，我的理想，绝不是完美的技巧，而是高尔基《草原故事》中的‘勇士丹柯’－－‘他用手抓开自己的胸膛，拿出自己的心来高高举在头上’……我不会离开过去的道路，我要掏出自己燃烧的心，要讲心里话。”
对于这样一个善良而真诚的老人，我们还苛求什么呢？如果说文革十年中，在强权和非理性泛滥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集体缺席的话，（当然，除了那些“独举此火”的勇士如顾准张志新等）巴金老人就是在给自己补课。然而实际上有许多人并没有把这一课补上。而我想，只有把这一课补上，这种免疫力才能深入我们民族的血液，使她永远远离历史的歧途。对于我们，没有经过那个时代的我们，这本用真话建立起来的揭露“文章”的博物馆，也许就是最好的教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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