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近年来时见一些关于巴金的批评，这表明当今思想界日见活跃，人们的认识方式、程度与八十年代初有了很大变化。但是，我感到在种种批评中，存在着割断历史的简单化倾向。在近期的《南方周末》上，林贤治先生在谈到巴金当年提出的“说真话”时，便用“小学二、三年级的水平”的说法予以讥讽。在我看来，这样的批评，忽略了思想史的渊源关系，不利于知识分子自身的思想与道德的建设，更不利于思想的发展与历史意识的加强。因此，我觉得仍有必要就《随想录》的历史背景、思想价值以及巴金与当今思想界的关系，再进行一番描述和解读，并求教于贤治兄和读者。　　

　　一

　　巴金再次走进巴黎，是在1979年4月，距1928年年底离开巴黎刚满五十年。重返巴黎，这是晚年巴金与青年巴金之间精神行程的一次连接。刚刚经历过文革浩劫的巴金，思想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上。旧地重游带给他的不只是兴奋、亲切，更是对历史的反思。“爱真理，爱正义，爱祖国，爱人民，爱生活，爱人间美好的事物，这就是我从法国老师那里受到的教育。”巴金谈到重返巴黎时说的这番话，绝非一般地泛泛而谈，而是有着非常具体的历史内容。因为，巴金晚年最为重要的作品《随想录》，正好在1978年12月开始动笔。

　　不少巴金研究者，都非常看重巴金早年思想和道德观与《随想录》的关系。我也同样。我甚至认为，准备重返法国以及随后的重返法国，为开始独立思考、提倡说真话的巴金，提供了一次直接感受历史的机会。

　　我注意到，《随想录》刚开始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