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个是巴老自己的原因，他晚年的思想很多已经体现在《随想录》中。很多人没有看或者没有仔细看这本书。一些人稀里糊涂地去参加研讨会，没有看原著，也能讲上半个小时。他不是一个哲学家、理论家，我们不能要求他写一部“文革”通史或者理论著作，他只是一个文学家。一个文学家在这个历史环境下提出并反复思考这些问题，如反思文学、自我拷问等。如果一个作家能做好其中一件事已经不简单。

　　记者：

　　很多人对他的作品评价不高，解放以后，他没有什么重要的作品。你们在一起的时候，聊过关于创作的问题吗？

　　陈丹晨：

　　有。他在杭州谈到：解放后我一直想写点东西，但是没写出来。巴金是一个真正的作家，除了写作，不会做别的。他不写就心里不踏实，因为老开会，写不出东西来。有的作家开会开入迷了也有，他们就再也写不出来了。也有的本身就没有什么成就，混混而已。

　　巴金对写作是很痴情的。年轻时可以一个人跑到一家偏僻的旅店就着煤油灯用毛笔写作，可以不要稿费，完全是旧式文人的痴情。他的14卷文集有12卷写于1949年以前。1949年以后则进入创作的停滞期，只有一些散文和应景性文字，有几年甚至是空白的。其实他在解放前就有了构思，想写从家里出来后进入社会这一段，但是他无从下手，只能不断在脑子里构思。因此他说：1950年代以来我一直想写，但是不知道怎么写。

　　记者：

　　在“文革”结束后像巴金、曹禺都想写小说，但为什么都没写？

　　陈丹晨：

　　“文革”以后，很多老作家受了很多苦，但是没写出什么东西来。原因很多，一个是年纪大了，体力精力不如以前；另一个是老作家不像年轻时那么敢闯，很多禁区不敢进去。也有的写了，像艾芜写了一个长篇，沙汀有一些中篇，但影响不如年轻时候。

　　巴金曾想以萧珊为题材写一部小说，题目叫《一双美丽的眼睛》。但据他自己说，开头了几千字，不满意，撕了。1980年代又想写，但他说：不着急，慢慢写，现在写了，又发表不了。他是想把自己的思想、认识全都写出来。1960年代他到成都住了三年，成都市长提供很好的环境，他写了很多抗美援朝的小说。他在那时也一直想写，人民文学出版社知道他有这个想法，想跟他订合同。他说，等我写好了再给你，订了合同，我怕没办法兑现。后来这就成了一个没有实现的夙愿。

　　巴金虽然没有写出小说，但有《随想录》，也有点安慰。他对读者的冲击有两次，一次是三四十年代的小说，一次是八十年代的《随想录》，都在知识分子中造成了很大影响。但一个问题是，《随想录》是在香港陆续发表的，真正造成影响是在1986年全部写完以后。他的意义在于影响了全民族的反思。

　　在创作上巴金对自己不满意，说自己没什么成功的辉煌。在校对全集时说：我觉得可以砍掉一半，一半还可以，一半是不怎样的。1993年他曾对我说：我有感情要泻，有话要说，但是生活不能自理，什么都做不了，所以很苦恼。

　　在给一个小学生的回信里他回顾自己的一生：“我今年87岁，今天我回顾过去，说不上失败，也谈不上成功，我就是老老实实、平平凡凡走了这一生。我思索、我追求，我终于明白，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在于享受。”

　　不想当官却当了官

　　记者：

　　说说巴老复出参加那次文代会的情况吧。

　　陈丹晨：

　　1978年文联恢复活动，召开扩大会议，主要议题是控诉“四人帮”，并决定恢复文联、作协和《文艺报》。1979年文学艺术界代表召开文代会，同时各界代表也召开会议。

　　1984年年底的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巴老没参加，他在会上致了开幕词，是由我起草的。1978年那次会议没有引起很大影响，我也不太了解，不敢乱说。1979年的会议是在1978年的基础上召开的，谈了很多创作问题，巴老提出了“创作要上去，作家要下去”。在那次讲话中，关于宪法、创作等问题都谈到了，但是大家都很赞同巴老的意见，因此他的谈话也没有引起什么反响。

　　记者：

　　很多人对他当官有看法，他自己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陈丹晨：

　　我个人认为，当官对他没什么好处。他不愿意也不需要这个身份。他健康状态不好，在100岁时还让他当作协主席，老百姓自然有议论，这是很正常的。

　　巴老在当作协主席时对我说：“我不想当主席，我当个会员就可以。”巴老不愿做官，一个原因是他对写作的那种旧式文人的痴迷，另一个是他年轻时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他对其有过研究，这在他心里是扎了根的，但他同时又特别重视道德修养，不至于让他的无政府主义超越道德法律。他的小说中那些无政府主义者自我约束是很严格的。

　　巴老在给别人的信里也说，上海文联的事我完全不管了，只有几个头头来坐坐，只有开会的时候叫我去一下。1983年他当了全国政协副主席，他的腿摔伤了，就没去过北京。他当了政协副主席就一直没有去北京开过会。

　　1984年春天去了东京，日本的井上靖来了三次请他。那年秋天在香港的时候，巴老对我说，明年去一次北京，去与叶圣陶等北京的老朋友告别。之后他就再也没去过北京。后来政协有一次开会，巴老不愿去，那次会议就在上海开了，他倒也不好说什么。

　　记者：

　　为建“文革”博物馆，巴老上书胡耀邦的事您了解吗？

　　陈丹晨：

　　不，那次巴老是为了文学馆的事，文学馆与“文革”博物馆不是同时提出的。1978年巴老在香港《大公报》上陆续发表《随想录》，在1979年的一篇文章中首次提出修建文学馆的事。他一方面有感于“文革”中许多作家珍贵的书籍、文稿、手迹都遗失了；另一方面是1979年他曾到法国、日本，看见两国对汉文化的保护非常得力，深为震撼；尤其是在日本，他看到一座非政府出资修建的近代文学馆，很是羡慕。

　　回国后巴老就觉得中国也应该有一座文学馆。这种想法后来就写到了文章里。这个建议由作协的孔罗荪传达给茅盾等作家，受到海内外作家的热烈回应。但是修建文学馆需要有房子，而当时房子都是公家的，就这事1983年他跟胡乔木接触过。1981年胡耀邦在中南海接见他，并请他吃饭，可能巴老也当面向胡耀邦反映过文学馆的事。但是说他为两馆上书胡耀邦，我没有印象。

　　记者：

　　巴老主张建“文革”博物馆是基于什么想法？在什么时候提出来的？

　　陈丹晨：

　　建设“文革”博物馆的建议要比建设现代文学馆的建议晚得多，大概是在写《随想录》第四卷的时候。这也涉及到他对“文革”的态度。巴老一直坚持反思“文革”，抓住“文革”不放，一方面是因为他自己的亲身经历，痛定思痛，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一步一步地认识“文革”的。最早他认识到“四人帮”对全国人民的迫害；随后他又认识到“文革”决不仅仅是“四人帮”的问题，比如他问当“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全国人民在做什么？

　　同样的思想他后来写过好几篇文章，有人在文章中略微提一笔，表示赞同。有人说，“文革”博物馆应该是文学馆的一部分，搞好文学馆就可以了。巴老自己也没有像筹建文学馆那样马上付诸行动，只是在文章中提到好几次。

　　巴金的意义

　　陈思和

　　巴金先生对历史的反思主要贡献于80年代，也就是他写作《随想录》的年代。我们不能离开那个时代背景来理解《随想录》。在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动摇了统治中国几十年并被实践证明是有害的所谓“极左路线”的地位，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到反“左”和反“文革”的现实斗争中去是唯一的选择。

　　巴金先生晚年对文化的主要贡献就是写作《随想录》，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巴金先生内心深处的信仰与力量。当然我也感到惋惜，由于巴金先生的高龄和重病，以及客观环境的限制，已经无法使他在80年代的思想基础上有更进一层的突破。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是靠一代代知识分子有意识的培养和积累得以发展的，即使从本世纪初的严复章炳麟算起，也不过是百年光景四五代人。我们要把前辈们的精神遗产继承过来，加以清理，他们做到了的我们有责任发扬光大，继往开来；他们没有做到的，我们有责任勉力做去，点点滴滴，都是在前辈知识分子的努力、苦难和教训的历史阴影里走过来的。而由于忽略与隔阂，就用狂妄的审父甚至弑父的态度来对待前辈的精神遗产，虽也能称快一时或不失为一种后生可畏的进步，但是自斩其根自断其流，这样的“进步”也终将会成为昙花一现的现象。

　　近两年有学者提倡“鲁迅精神谱系”，我不很赞同这样的片面说法，但我是理解倡导者心态的，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很难离开鲁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战斗传统来思考问题，但是我又想，鲁迅的精神传统不应该成为几座孤立的独秀峰，而是一道源远流长的精神河流，它既泾渭分明，又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即使流淌到今天，也不能成为少数精英们的专利，它还应该能够化解怨毒暴戾之气，淹没无聊闲碎之音，使每一个真诚的知识分子都可能融化为其中的一点一滴，而贡献自己的所有。也只有在这样的立场上，我们来讨论巴金的意义才是有益的。

　　(节选自陈思和《巴金的意义》)

　　作者：张英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