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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巴金：从《随想录》出发(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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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巴金艺术成就，我是文学门外汉，不能置喙。我觉得，更值得重视的是他晚年呼吁“说真话”，而且不停留在呼吁上，而是坚持自己说，至少不参与说假话，说空话，自欺欺人。至于巴金这一代老人的思想地位，更多应正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起步之初的艰难曲折，既不应过多苛求他们的个人责任，也不应漠视包含这些知识分子在内几代知识分子在五四以后走过的弯路。
《随想录》是起点，不是高点
○巴金晚年的代表作《随想录》的主题就是反思“文革”，提倡“说真话”，学术界公认这是一部非常了不起的作品，其中体现的反思及忏悔意识令人钦佩，还有他一直关心的中国现代文学馆终于建立，可谓了却了一桩心愿。特别是40多万字的《随想录》，让我们重新认识了作为当代知识分子良知代表性人物的巴老的真诚与高贵品格。
《随想录》出现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是这一批文化老人刚刚开始反思的一个标志，是起点，不是高点。
《往事与随想》是一个知识分子对那个病态时期的实录。历经苦难之后，赫尔岑把知识分子阵营里面各种复杂、暧昧、交错、重叠都揭示了出来，他提供的历史信息之丰富，不亚于马克思所言“巴尔扎克是一面时代的镜子”。他不仅仅写了俄国的知识分子，他还写了19世纪活跃在欧洲各国文明首都的多国知识分子。我们自己经历的百年巨变是超过欧洲当年那些知识分子群落的，但到目前为止，关于这100年苦难的精神记录还没有一本超过《往事与随想》。因此，我以为巴金写作《随想录》是值得尊敬的一件事情，但不应仅仅停留在对《随想录》的赞美上，而应以此为起点往深处开凿。
巴金为什么在暮年竭尽全力要把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翻译出来？他在《往事与随想》看到了自己走过的历史，看到了自己在这部历史中的位置。对照两者差距，不必苛求巴金个人，这是两个民族精神发育的差距。尽管在时间上，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早于巴金《随想录》100年，而我们所经历的要比俄罗斯当年赫尔岑所经过的更为惨痛，但是，知识分子对这个百年惨痛的反思，却落后于赫尔岑的记录。
有勇气正视走过的弯路
○巴金在1998年曾对新华社记者说，他一生没写什么东西，只写了《随想录》这一部作品。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条信息。巴金那么看重《随想录》这本薄薄的小书，而被推崇为百年经典的早期作品，他却不放在眼里。左翼知识分子在这里开始了反思，虽是起点，却是一个历史性的拐点，思想价值超过早期作品。对巴金最好的纪念，是拨开埋没《随想录》思想起点的鲜花、掌声，从《随想录》出发，把巴金的未尽之言说出来。
○但有学者曾向巴金求证，他早年是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巴金始终没有回应。
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不必争议。不光是巴金，连鲁迅都在1930年代自称是“个人的无治主义”，这和巴金等左翼作家信奉的个人无政府主义是一回事。这就牵涉到五四以后这一代左翼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民主、自由、个性解放和我们现在所认识到的民主自由有什么差距。这不是用我们现在的眼光去苛求他们，没有理由以后知之明去苛求前人。我们自己如果生活在80年前的环境中，也可能要重复他们的错，甚至还不及他们。但是，当一个民族付出那么惨重的代价之后，应该有勇气正视此前走过的弯路
“把心交给读者”
———巴金《随想录》摘编
编者按：
《随想录》是巴金晚年的呕心沥血之作，是一部讲真话的大书，收集了作者1978－1986年的150篇文章，内中有叙事议论之篇，也有怀人念旧之作，一以贯之的，是作者对国家、民族的满腔热爱和对一个讲真话的世界的热切期待，这里节选了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念鲁迅
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拿起笔并不感到它有多少重，我写只是为了倾吐个人的爱憎。可是走上这个工作岗位，我才逐渐明白：用笔作战不是简单的事情。鲁迅先生给我树立一个榜样。我仰慕高尔基的英雄“勇士丹柯”，他掏出燃烧的心，给人们带路，我把这幅图画作为写作的最高境界，这也是从先生那里得到启发的。我勉励自己讲真话，卢骚是我的第一个老师，但是几十年中间用自己的燃烧的心给我照亮道路的还是鲁迅先生。我看得很清楚：在他，写作和生活是一致的，作家和人是一致的，人品和文品是分不开的。他写的全是讲真话的书。他一生探索真理，追求进步。他勇于解剖社会，更勇于解剖自己；他不怕承认错误，更不怕改正错误。他的每篇文章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他的确是把心交给读者的。
给曹禺
我最近写信给曹禺，信内有这样的话：“希望你丢开那些杂事，多写几个戏，甚至写一两本小说。我记得屠格涅夫患病垂危，在病榻上写信给托尔斯泰，求他不要丢开文学创作，希望他继续写小说。我不是屠格涅夫，你也不是托尔斯泰，我又不曾躺在病床上。但是我要劝你多写，多写你自己多年来想写的东西。你比我有才华，你是一个好的艺术家，我却不是。你得少开会，少写表态文章，多给后人留一点东西，把你心灵中的宝贝全交出来，贡献给我们社会主义祖国。……”
忆赵丹
一个多月来不少的朋友对我谈起赵丹的事情。……在他逝世前两天《人民日报》发表了他“在病床上”写的文章《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最后有这样一句话：“对我，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他讲得多么坦率，多么简单明了。这正是我所认识的赵丹，只有他才会讲这样的话：我就要离开人世，不怕任何的迫害了。因此他把多年来“管住自己不说”积压在心上的意见倾吐了出来。
批柯灵
我的文集
里虽然没有“遵命文学”一类的文字，可是我也写过照别人的意思执笔的文章，例如《评<不夜城>》。那是1965年6月我第二次去越南采访前叶以群同志组织我写的，当时被约写稿的人还有一位，材料由以群供给，我一再推辞，他有种种理由，我驳不倒，就答应了。后来，我又打电话去推辞，仍然推不掉，说是宣传部的意思，当时的宣传部部长正是张春桥。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以群自己也有困难，似乎有些害怕。当时说好文章里不提《不夜城》编剧人柯灵的名字。文章写好交给以群，等不及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我就动身赴京作去河内的准备了。上飞机的前夕我还和萧珊同去柯灵家，向他说明：我写了批评《不夜城》的文章，但并未提编剧人的名字。此外，我什么也没有讲，因为我相当狼狈，讲不出道歉的话，可是心里却有歉意。三个多月后我从越南回来，知道我的文章早已发表，《不夜城》已经定为“大毒草”，张春桥也升了官，但是我仍然对柯灵感到歉意，而且不愿意再看我那篇文章，因此它的标题我至今还说不清楚。同时我也暗中埋怨自己太老实，因为另一位被指定写稿的朋友似乎交了白卷，这样他反倒脱身了。
写胡风
在那一场斗争中，我究竟做过一些什么事情？我记得在上海写过三篇文章，主持过几次批判会。会开过就忘记了，没有人会为它多动脑筋。文章却给保留下来，至少在图书馆和资料室。其实连它们也早被遗忘，只有在我总结过去的时候，它们才像火印似的打在我的心上，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的耳边说：“不许你忘记！”
张春桥
50年来我在小说里写人，我总是按照我的观察、我的理解，按照我所熟悉的人，按照我亲眼看见的人写出来的。我养成了观察人的习惯。我不大注意人们的举动和服装，我注意的是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有着什么样的精神世界。长时期来我观察了各种各样的人。哪怕就是在我给关进“牛棚”的时期，虽然没有经过任何法律手续“造反派”就剥夺了我的公民权利，但是我仍旧保留着观察人的习惯。……然而说起观察人，我也有失败的时候，例如解放后我在上海经常同张春桥打交道(他管着我们)，我也常常暗中观察他，可是我始终猜不透他对我讲话时心里在想些什么。张春桥就是这样一个人
我的文集
我在三十年代就不得不承认我不是艺术家，今天我仍然说：“我没有才华。”我的《文集》也曾被称为“邪书十四卷”。这不足为怪，因为在国民党“执政”时期，我的作品就受到歧视，就是不“正”的东西。……我不只讲过一次：我今后不会让《文集》再版，重印七八种单行本我倒愿意。不印的书是我自己认为写得不好，艺术性不高，反映生活不完全真实，等等，等等。但它们也绝非毒草……
我校阅自己30年来的散文选集，感想实在不少。我当初的确认为“歌德”可以鼓舞人们前进，多讲成绩可以振奋人心，却没有想到好听的话越讲越多，一旦过了头，就不可收拾；一旦成了习惯，就上了瘾，不说空话，反而日子难过。譬如20年前我引用过的豪言壮语：“叫钢铁听话，叫某国落后”，当时的确使我的心十分激动。但是它是不是有助于“叫某国落后”呢？实践的结果证明说空话没有用，某国并未落后。
“长官意志”
我最近翻了一下中国文学史，那么多的光辉的名字！却没有一首好诗或者一篇好文章是根据“长官意志”写成的。我又翻了一下俄罗斯文学史，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出现了多少好作家和好作品，试问哪一部是按照“长官”的意志写的？我家里的确有按照“长官意志”写成的小说，而且不止一部，都是在“四人帮”横行时期出版的，而且是用“三结合”的创作方法写出来的。所谓“三结合”，说清楚一点，就是一个人“出生活”，一个人“出技巧”，一个人“出思想”。听起来好像我在说梦话，但这却是事实……
“作文秘诀”
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中很少有人写信问我什么是写作的秘诀。从五十年代起提出这个问题的读者就多起来了。我答不出来，因为我不知道。但现在我可以回答了：把心交给读者。我最初拿起笔，是这样想法，今天在52年之后我还是这样想。我不是为了做作家才拿起笔写小说的。
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
我认为那十年浩劫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不仅和我们有关，我看和全体人类都有关。要是它当时不在中国发生，它以后也会在别处发生。我对一位日本朋友说：我们遭逢了不幸，可是别的国家的朋友免掉了灾难，我们也算是一种反面教员吧。我又说，在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引以为骄傲。古今中外的作家，谁有过这种可怕而又可笑、古怪而又惨痛的经历呢？当时中国的作家却很少有一个逃掉。每一个人都作了表演，出了丑，受了伤，甚至献出了生命，但也经受了考验。今天我回头看自己在十年中间所作所为和别人的所作所为，实在不能理解。我自己仿佛受了催眠一样变得多么幼稚，多么愚蠢，甚至把残酷、荒唐当作严肃、正确。我这样想：要是我不把这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从彻底解剖自己开始，弄清楚当时发生的事情，那么有一天说不定情况一变，我又会中了催眠术无缘无故地变成另外一个人，这太可怕了！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它像一根皮鞭在抽打我的心，仿佛我又遇到50年前的事情。“写吧，写吧。”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叫……
讲真话
对私塾老师我很少讲真话。因为一，他们经常用板子打学生；二，他们只要听他们爱听的话。你要听什么，我们就讲什么。编造假话容易讨老师喜欢，讨好老师容易得到表扬。对不懂事的孩子来说，这样混日子比较轻松愉快。我不断地探索讲假话的根源，根据个人的经验，假话就是从板子下面出来的。
……
这些年我写小说写得很少，但是我探索人心的习惯却没有给完全忘掉。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没完没了，每次运动过后我就发现人的心更往内缩，我越来越接触不到别人的心，越来越听不到真话。我自己也把心藏起来藏得很深，仿佛人已经走到深渊边缘，脚已经踏在薄冰上面，战战兢兢，只想怎样保全自己。十年“浩劫”刚刚开始，为了让自己安全过关，一位30多年的老朋友居然编造了一本假账揭发我。在那荒唐而又可怕的十年中间，说谎的艺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谎言变成了真理，说真话倒犯了大罪。我挨过好几十次的批斗，把数不清的假话全吃进肚里。起初我真心认罪服罪，严肃对待；后来我只好人云亦云，挖空心思编写了百份以上的“思想汇报”。保护自己我倒并不在乎，我念念不忘的是我的妻子、儿女，我不能连累他们，对他们我还保留着一颗真心，在他们面前我还可以讲几句真话…
我自己也有更加惨痛的教训。1958年大刮浮夸风的时候我不但相信各种“豪言壮语”，而且我也跟着别人说谎吹牛。我在1956年也曾发表杂文，鼓励人“独立思考”，可是第二年运动一来，几个熟人摔倒在地上，我也弃甲丢盔自己缴了械，一直把好些杂感作为不可赦的罪行；从此就不以说假话为可耻了。当然，这中间也有过反复的时候，我有脑子，我就会思索，有时我也忍不住吐露自己的想法。1962年我在上海文艺界的一次会上发表了一篇讲话：《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就只有那么一点点“勇气和责任心”！就只有三几十句真话！它们却成了我精神上一个包袱，好些人拿了棍子等着，姚文元便是其中之一……
当时只要得到我们单位的同意，别的单位都可以把我带去开会批斗。我起初很害怕给揪到新的单位去、颈项下面挂着牌子接受批判，我不愿意在生人面前出洋相。但是开了一次会，我听见的全是空话和假话，我的胆子自然而然地大了起来，我明白连讲话的人也不相信他们自己的话，何况听众？以后我也就不害怕了。用开会的形式推广空话、假话，不可能把什么人搞臭，只是扩大空话、假话的市场，鼓励人们互相欺骗。好像有个西方的什么宣传家说过：假话讲了多少次就成了真话……
我不想多提十年的浩劫，但是在那段黑暗的时期中我们染上了不少的坏习惯，“不讲真话”就是其中之一。在当时谁敢说这是“坏习惯”？！人们理直气壮地打着“维护真理”的招牌贩卖谎言。我经常有这样的感觉：在街上，在单位里，在会场内，人们全戴着假面具，我也一样。
到“四人帮”下台以后，我实在憋不住了，在《随想》中我大喊：“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
在那样的日子里我早已把真话丢到脑后，我想的只是自己要活下去，更要让家里的人活下去，于是下了决心，厚起脸皮大讲假话。有时我狠狠地在心里说：你们吞下去吧，你们要多少假话我就给你们多少。有时我受到了良心的责备，为自己的言行感到羞耻。有时我又因为避免了家破人亡的惨剧而原谅自己。结果萧珊还是受尽迫害忍辱死去。想委曲求全的人不会得到什么报酬，自己种的苦果只好留给自己吃。我不能欺骗我的下一代。我一边生活一边思考，逐渐看清了自己走的道路，也逐渐认清了“造反派”的真实面目。
“四人帮”终于下台了。他们垮得这样快，我没有想到。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训。沙上建筑的楼台不会牢固，建筑在谎言上面的权势也不会长久。爱听假话和爱说假话的人都受到了惩罚，我也没有逃掉。
“四人帮”的能量
两年前外国朋友常常问我：“‘四人帮’不过四个人，为什么有这样大的能量？”我吞吞吐吐，不曾正面回答他们。但在总结十年经验的时候，我冷静地想：不能把一切都推在“四人帮”身上，我自己承认过“四人帮”的权威，低头屈膝，甘心任他们宰割，难道我就没有责任！难道别的许多人就没有责任！
现代文学馆
1979年中期关于文学馆的想法才钻进我的脑子。我本来孤陋寡闻，十年浩劫中我给封闭在各种“牛棚”里几乎与世隔绝。在那些漫长的日子里文学资料成了“四旧”，人们无情地毁掉它们仿佛打杀过街的老鼠，我也亲手烧毁过自己保存多年的书刊信稿，当时我的确把“无知”当作改造的目标。……
我烧毁了大哥写给我的一百多封信以及一些类似的东西，自己也受到了惩罚，我再要写《激流》一类的作品就有困难；同那些信件一起，我过去的一段生活也变成了灰烬。但是一个人的历史可以随意改写吗？可以任意编造吗？在1966年和以后的两三年中间我的想法真是这样。我甚至相信过一个没有文化、没有知识、当然也没有资料的理想世界……
我说过：“有了文学馆，可以给我国现代文学六十多年来的发展作一个总结，让大家看看我们这些搞文学工作的人究竟干了些什么事情。”其实没有文学馆，我们也可以作这样的总结。黑字印在白纸上，谁也涂抹不掉嘛。
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在摧残文化的十年梦魇中我们损失了多少有关现代文学的珍贵资料，那么把经历了浩劫后却给保留下来的东西搜集起来保存下去，也该是一件好事。
人道主义
在十年“浩劫”中我就保留着这样一个印象：只有拿鞭子的人才有权谈人道主义，对挨鞭子的人是“不能讲人道主义”的。我常常暗暗地问自己：那么对我们这些挨鞭子的人就只能讲兽道主义吗？我很想知道这些兽道主义是从哪里来的……
前些时候全国出现了一股“人道主义”热，我抱病跟着大家学习了一阵子，……我的问题始终是：那些单纯的十四五岁的中学生和所谓的“革命左派”怎么一下子会变成嗜血的“虎狼”？那股热很快就过去了，可是答案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在邓朴方同志的讲话中我找到了答案
我们一些同志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批判，往往不是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去批判的。即使口头不这么说，实际上也是受封建主义思想影响的。“文化大革命”搞的就是以“大民主”为先导的封建关系，是宗教狂热。大量的非人道的残酷行为就是在那时产生的……
文革博物馆
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分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20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没有私心才不怕上当受骗，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谎言。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文中提到的“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等，均指二十世纪)
2005.10.20
作者：朱强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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