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老在很多文章中反复说明过《灭亡》的发表对于他走上文学之路的极重要的意义。在晚年写的很多文章中又反复强调叶老对他一生的重大帮助。如著名的《我的责任编辑》一文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和丁玲同志一样，我的第一本小说(按，指《灭亡》)也是由叶圣陶老人介绍给读者的。”巴老本人这样说了，当然也就成了无可置疑的“定论”和文学史“常识”了。我看到过十几本关于巴金及叶圣陶的评论、传记、年谱、资料的专书，以及无数的论文，都是这样津津乐道地写的。

《灭亡》最早是在1929年1月至4月的《小说月报》上连载4期发表的。在1928年底，该刊曾有一段关于《灭亡》的内容预告；在1929年4月刊载完毕后，该期《最后一页》中又有一段关于《灭亡》的评说；1929年底，该刊《最后一页》再一次提到了它。所有这三段话，现在统统被认为是叶圣陶写的。例如《巴金研究资料》一书中，就将这三段话加上《关于〈灭亡〉》的题目，并署上了叶老的名字。研究者这样的认定，当也与叶老晚年的回忆有关。叶老在1982年写的《重印〈小说月报〉序》中说，《小说月报》主编郑先生1927年5月出国，“回到上海是1929年2月间；等他把劳顿休息过来了，把杂事安顿停当了，我把《小说月报》交还给他，已经是5月间了”。既然叶老代郑公主编该刊要到1929年5月，那么该刊上发表的前两段有关《灭亡》的文字当然就是代理主编叶老写的了；但是，1929年12月郑先生早已恢复主编了，那第三段文字为什么还要说是叶老写的呢？难道那些研究者认为这是一个不需要说出任何理由的事吗？只有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叶圣陶集》相对谨慎一点，只收了前两段，而未收第三段话；但是，前两段话就能因为叶老晚年的回忆而确认其作者吗？我一直对此表示怀疑。

回忆，应该由确凿的史料来检验。我以前曾指出，至迟郑先生在1928年10月就已经回国了，例如他的小说集《家庭的故事》的自序，就写明作于1928年10月24日上海。而开始发表《灭亡》的1929年1月号《小说月报》，带着极明显的郑振铎主编的特色，仅从该期目录上看，郑先生署名的作品就有12篇之多，无法想象这是他还在国外而由别人代编的。而且，该期打头的何炳松的文章之前，就有署名郑振铎的整整一页的按语。那么，为什么那么多的研究者都对此视若无睹，还硬要认定是由别人主编的呢？既然这一期可以肯定是郑先生主编的，那为什么前一期刊登的预告中的那段话(即上述三段话中的第一段)就不可能是郑先生写的呢？其实，该刊上的这些话，早在30年代就有读者认定是郑先生写的。如1931年10月《现代文学研究》杂志上知诸写的《谈〈灭亡〉》一文，就这样写过。只是这样的资料，现在许多巴金研究者也是视若无睹的。

关于发表《灭亡》的责任编辑，巴老是听来的；他谈到过好几次，不过每次并不完全相同。例如，1935年10月他的《写作生活底回顾》中说：“直到1929年初我回到上海，才在那个朋友(按，即索非)处看见《小说月报》上面的预告，知道我底小说(按，即《灭亡》)被采用了。那朋友违反了我底意思把它送给《小说月报》底编者，使它有机会和一般读者见面，我觉得我应该感谢他。”这时巴金没有写出“编者”是谁，这里感谢的“他”如果是指编者，那么就只是一个人(单数)。

1958年3月20日巴老写的《谈〈灭亡〉》中则说：“直到这年(按，指1928年)年底我回到上海，那个朋友才告诉我他把我的小说介绍给《小说月报》的编者叶圣陶、郑振铎两位前辈，他们决定在《月报》上发表它。”这里明明写了两个人的名字，并且用了“他们”(复数)。然而，那么多巴金研究者对于郑振铎这个名字却又都是视若无睹的。

到晚年，80年代后，不知为何，巴老就只提叶圣陶一个人的名字了。如1980年4月4日他在日本讲演的《文学生活五十年》中，就说：“等到这年年底我回到上海，朋友告诉我，我的小说将在《小说月报》上连载，说是这份杂志的代理主编叶圣陶先生看到了它决定把它介绍给读者。”

那么，现在很关键的问题看来是得搞清楚叶圣陶到底“代理主编”到什么时候？是否如老人晚年回忆中较含胡地说的1929年5月间？由于当年郑先生因-避难出国，回来时十分“低调”，所以人们一直连他几月几日回到上海也不知道。现在，这个疑难问题终于有了惊喜的发现！我的一位研究者朋友，从郑、叶二公共同的挚友王伯祥先生所遗珍贵日记中，找到了两条非常关键、非常过硬的史料：

1928年6月8日下午2时，郑振铎回到上海。(4时许，叶、王等人就与郑在冠生园茶楼激动地会晤。)

1928年9月3日，同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伯祥先生记道：“振铎今日复任《小说月报》编辑，圣陶仍回国文部。”

至此，我认为事实已经完全清楚了！

有关资料说明，巴金的《灭亡》原稿是在1928年8月从法国巴黎寄出的。当时一份邮件到上海要一个多月。加上索非收到后还要看一遍。因此稿件到《小说月报》编辑部时，郑先生已经恢复主编工作，叶先生已经不代理主编而回国文部工作了。因此，即使索非的确是把稿子交给叶老，叶老也只能是转手而已，最后，“决定”发表它并当它的“责任编辑”的，只能是郑振铎先生，“不是别人！”叶老与郑公亲如手足，互相极为尊重，叶老不会在离开刊物编辑部后再“越俎代庖”，再去“决定”来稿的处理结果，或再代写那些预告和编者后记的。(如果确实是有人代主编写的话，那也只能是郑先生的助手徐调孚先生了。)

我认为，一个作家对发现和发表自己的处女作，特别是成名作的编辑，怀有一种极深的感激之情，是正常的。这样的“伯乐”式的编辑，对一个作家的成长所起的关键作用，也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是，我又认为一个优秀编辑的杰出之处，也不仅仅只是在发现和发表作品这一点上。巴金就曾多次提到过郑振铎对他的几次退稿。比如，巴金发表了《灭亡》而“成名”以后，他又于1930年春寄去第二部小说《死去的太阳》，但这次郑振铎却没有发表。巴金后来在《谈〈灭亡〉》中写到编者“说是写得不好”。巴金诚恳地认为：“编者的处理是很公平的。”“为了退稿，我至今还感激《小说月报》的编者。一个人不论通过什么样的道路走进‘文坛’，他需要的总是辛勤的劳动、刻苦的锻炼和认真的督促。任何的‘捧场’都只能助长一个人的骄傲而促成他不断地后退。”非常清楚，巴金认为这种退稿和批评意见，同样也是对他的一种真挚的帮助。1933年底，巴金还应邀搬到郑振铎在燕京大学的家里，食宿了三个星期，专心地完成了小说《电》的创作。(此事在巴老那篇未完稿《怀念振铎》中还未及写到。据我所知，享受过郑先生这样“规格”的待遇的作家，至少还有一位老舍，他的《小坡的生日》也是住在郑家写的。)

因此，如果一定要说是谁把巴金送进了文艺界，那么，我认为当然首先就是郑振铎！如果要问巴金一生中最重要的责任编辑是谁，那么我认为也当然首先就是郑振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