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拙说，从始至终多方支持者有之，蓄疑反对者有之，先赞后反者亦有之，对“恭王府说”的先后两态者，可举顾平旦君为例。他自初最为热情，编《大观园》一书，采拙文拙意；凡府内新发现如古砖，如地下发掘明代碎瓷片，如谷牧同志如何重视、多次到府视察指示，都写信示知于我，我十分感念他。谁知前一二年“恭王府管理处”召开座谈会讨论恭王府与《红楼》的关系时，他一改前态，发言强调“无关”，理由是现今府内地面上都是晚清的东西，没有更早的痕迹，云云。

第一类老友赵光华先生就是从60年代之初因议此题而结识的。承他的介绍，得见北京文化部门的一份打印文件，记录一次他们有人参加了亲聆周总理谈话内容。那次周总理莅临恭王府花园，高兴地游赏了诸般景色——那时残敝已甚了。陪同诸人中有王昆仑，当时是北京市副市长。据我记忆，当时周总理就问他：“你看像不像 大观园 ？”王答：“我看不像，园子显得不够大。” 意谓《红楼梦》所写的地方似乎很大 周总理说：“你就当它像，讲讲我听嘛 ”这时，有人提到拙说的事，周总理因而说道：

“要说人家是想象，人家也总有一定理由。不要轻率地肯定它就是《红楼梦》的大观园；但也不要轻率地否定它就不是。”

这就要紧极了 总理实际上是赞同拙说，但作为领导人不便把话说“死” 那将限制了不同意见 ，故而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这不是我为拙说强拉硬解，总理的赞成此说，成了“四人帮”多次言词中强烈反对周总理的一项“条款”。

总理还曾明白指示：以后可将此一府园建为曹雪芹纪念馆。 可异的是后来谁也不曾尊重和落实这一指示。倒是出来不少无理由的否定者

周总理亲临《红楼》曲艺专场赞赏的事实，是1962年1月的一段经历，我所目击。

那次是天津的鼓书名家来京献艺，是配合纪念，并非公开卖票的演出。地点在文联礼堂。

这确实是一场盛会，曲艺界不知有否记录记载？当时的台上台下，诸般人物的歌声，都已难再得了。

天津是曲艺基地，那次精选的名角中，八角鼓是石慧儒，梅花调是花五宝，京韵大鼓有骆玉笙，悉为一时首席艺人。 名单已记不全，但原发的节目单尚可寻查，须待异日 台下呢，那可也是衣冠济济，满座名流——大约重要的红学界、文艺界、演艺界以及有关的领导层级同志，都来了。可惜我认不全，也记不清——我不会记错的有启功，有邓拓，有吴恩裕……

恩裕兄坐在我前头，他似乎从未听过什么鼓书，当花五宝的梅花大鼓的丝弦拨动之际，他扭回头对我说：“这种音乐真好听 ”他得味了，看得出是无限新声契赏之喜悦，溢于言表。

花五宝把“黛玉葬花”刚刚唱完，鞠躬下台，接场的还未上，忽见满座中那种赞、议、说、笑之声响一下子截断，全“园” 其实是礼堂，已成了鼓书的“茶园”也 的一切音响静下来了 人们都不知何事——纷纷四顾张望。

这时，大家的目光很快集中了，都向同一个聚集之点谛视。

那时的“空气”可真是灵妙无比——明明一无声响，却又清楚地感到一种惊讶欣喜的“发现”的兴奋之情。

原来周总理到了。

这是一种难以言传的“肃敬无声”的喜悦和幸运感。这种“空气”弥漫了整个礼堂。

当我看清时，总理已然安详地坐在中排的一个座位上，离我右边不远 隔着走道 。他悄然进来，随便在一个空座上坐了，绝不向前排走，也绝不肯丝毫妨碍大家的凝神聆曲。

安排场面的很机灵：等台上唱毕 忘了是谁 ，他便命花五宝重新上场，再唱“葬花”——因为这是名角重曲，特让总理欣赏一回。

花女史好像不嫌累，唱得更有韵味。总理鼓掌，十分欢喜。

都唱完了，一群演员 旧称叫做“鼓姬” 下得台来——围立在总理四周，恭聆讲话。

大约是她们问总理：这些《红楼》旧曲，还可以演唱吗 总理的回答是可以，若个别词句已觉欠妥，稍改一下也就是了。

众女史听了非常之高兴——她们的艺业不致遭到批判废弃了。

周总理也极喜越剧。不太久以前，从报上看到一篇回忆，追叙60年代进京的越剧《红楼》团，为中央领导献艺时，总理大为击赏，把徐玉兰、王文娟等邀到家里，待饭夜谈。据说当徐君清唱一段精彩词句时，总理为之击节和声，十分激动。

那篇文中还特别提到：总理又曾亲领她们到恭王府去参观“大观园”

这事对我来说，更是“得意”之极。

我不知古今中外的国家领导人中，还有无这样的风度气质，有无这样羽扇纶巾、风流儒雅的“顾曲家风”矣。

诗曰：

“西府”谁家秘不闻，邻坊父老证斤斤。

翻云覆雨寻常态，谁把真情诉与君。

(本文摘自《周汝昌自传：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著，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