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巴老最亲近的交往源自上世纪80年代初，当时，中国作家代表团应邀出访日本。巴老担任团长，冰心和林林任副团长，我则是随团秘书。按理说，秘书就是为团长服务的，没想到，刚一下飞机，就出了问题。巴老的行李箱不翼而飞了！多方查询也没有结果，急得小林、团里的翻译和我满头大汗。这次作家代表团访日是极为重要的外事活动，到达东京的第二天就安排了巴老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事先已经准备好了赠送田中的礼物，大概是字画之类的吧；可是，这些东西全部放在行李箱里。再说，会见外宾总要换一套西装，巴老的衣服也全都没了下落。我和团里的人团团乱转，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巴老呢，却没有一丝不快或者责怪的意思，他慢悠悠地劝解道：“别着急。行李丢了就想其它办法。字画，可以临时购买；衣服，随便借谁一件都可以……”

那天晚上，我一夜未眠，四处求助。这事很快惊动了我国驻日本大使馆、日中友好协会。最后，打电话给北京机场查询。得到的答复是，巴老的行李被托运到了上海，显然，属于机场的责任。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内疚，觉得没有照顾好巴老。次日天亮之前，巴老的行李运抵东京，有惊无险的经历使我由衷地喜欢上了这位敦厚长者。而接下来的事情，更令人终生难忘。

青年时代，我曾在日本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做过劳工。这个背景很少有人知道，尤其在“文革”之后，这类事情很犯忌讳。不料，日方对我的历史了如指掌，大概是出于善意，他们便邀请我去当年做劳工的地方参观。一听这话，我立刻紧张了。弄不好，会在-上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最终，我和副团长林林找到巴老房间，请他拿主意，巴老居然爽快地答应了，他宽慰我说：“不必心怀顾虑，应该旧地重游。”

有巴老这句话，我便清清爽爽地去了当年劳动过的地方。日本新闻界纷纷采访参观感受，我感慨万千地答道：“当年，我是受苦受难的中国劳工，现在变成了堂堂正正的中国作家代表。我身份的变化，恰好表明我所代表的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发生了变化。”

东京之行，使我成为了巴老的好朋友。每逢去上海，我都要赶到他的寓所拜望。还是那座老房子，楼下是书房兼客厅，卧室在楼上。每次进门，巴老总是坐在轮椅上笑嘻嘻地迎候。老人的记忆力极好，能脱口而出上次见面的时间、地点和种种细节。每次的谈话，不外是文学、艺术和人生。巴老像慈祥的长者关怀子女一样，劝慰年轻的作家多阅读、多写作、多为这个社会做些有益的事情。我感觉他就是一束温暖人心、照亮前程的烛光。

最后一次见巴老是两年前的秋天，大概距离他的百岁诞辰还有几个月。当时，健康状况已经不允许巴老会见客人了，他正住在医院的隔离病房里，浑身插满了各种各样的管子，饲氧、输液、监控……老人几乎丧失了言语功能，往往是女儿小林凑到他的唇边，才能断断续续地听到一点大概意思。更多时候，巴老处于昏睡状态，他已经不可能再像几年之前那样对我谈话、微笑了。

最后一次见面，我是隔着厚厚的玻璃窗。

如今，巴老真的走了。独对星空，悠悠往事弥漫心头。巴老啊，您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