跃进”开始前，财政状况得到了恢复，而且到1957年夏天，经济大体上是平衡的。在1959年上半年最初“大跃进”“后退”时，毛泽东和中国其他领导人认为钢铁产量的目标必须降下来，陈云被任命为一个负责制定钢产量的委员会的主任，这一委员会包括主要的计划工作领导人和重工业部门的官员。陈云提出钢铁计划产量应大幅度削减，而且他显然希望使官僚机构能认同这些目标。但1959年7月至8月的庐山会议成为一个转折点，在那次会议上，国防部长彭德怀向“大跃进”挑战，公开声称毛个人对“大跃进”负有责任，但陈云没有这样做，尽管彭德怀的思想与陈云的观点是相似的。毛泽东“驳斥”了彭德怀，他认为“大跃进”还要继续坚持。从1959年6月到1960年底或1961年初，陈云被排斥在决策圈之外。
1961年初陈云复出。从1961年春到年底，他领导了一系列专门委员会工作，这些委员会的建立，其目的是解决由“大跃进”带来的问题。
在1961年5月，陈云提出了解决中国粮食进口支付问题的措施。粮食进口是为了减轻饥荒带来的影响，但仅仅是粮食进口并不能解决饥荒问题，在5月的另一次会议上陈云认为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促使“大跃进”时迁往城市的2000万城市居民返回农村，人口的这一迁移会减少为供应城市而从农村征收粮食的数量，这也会使粮食进口能维持更长时间。
1961年10月，陈云主持召开了一个煤炭工作会议。当时，煤是中国惟一的能源，其生产在大幅度地下降，邓力群指出在陈云接替煤炭领导工作前，其他两个高级领导人即李富春、薄一波已经试图解决煤炭工业存在的问题，但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陈云却稳住了煤炭工业生产的形势。
薛暮桥指出陈云召集了一次有关钢铁产量的会议，虽然陈云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没有看到文本，但众所周知钢铁产量的发展目标大大减少，全国各地落后的炼钢炉也在这次会议召开前后被关闭。
这样，在1961年，陈云就站在了努力恢复经济问题的最前列，他解决问题的活动跨越多个领域，诸如化肥、外贸、粮食分配、煤和钢等方面，简而言之，陈云在1961年是主要的，很可能是惟一主要的解决经济方面麻烦问题的能手。
正是由于陈云作为解决问题的能手取得了成功，所以才能使他的-经济方面的思想充满生机活力。在1959年陈云帮助修改了钢铁的发展目标后，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前夕承认了陈云思想的正确性，毛泽东承认1957年有许多人不同意陈云提出的先保证消费品生产再保证基建的思想，毛泽东说这些人错了，而陈云却是正确的。1959年6月至7月，毛泽东逐步接受了陈云-经济思想中的基本内容。
但毛对陈云思想看法上的转变必然会引起主席的心理上的苦恼，很明显，当时彭德怀向毛泽东挑战，毛因而转向了一个具有更大动员性的、乌托邦式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一时期的复兴就此夭折。
1962年初，在陈云执行了如此艰苦的使命以使得崩溃的中国经济恢复之后，他再次重申了他在1957年提出的许多思想。他的观点在1962年受到党的高级领导人的更热情的欢迎，起码比1957年热情，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陈云的身体状况和所处的-环境不佳，1966年到1978年，陈云的思想再一次被束之高阁。
陈云与领导层
在中国，个人关系对于获得事业的成功及其他方面的进展极端重要，因此构成中国领导人影响力的一个辅助性因素就是他与同僚的关系，遗憾的是，有证据表明，陈云与他的-局常务委员会的同事们的关系既不是牢固可信赖的，又不是广泛的。从1954年到1962年前后，陈云是中共第五号人物，他的处于中国-体制顶峰的同事是：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和林彪（1958年以后），没有什么资料可用来分析陈云与朱德的关系，而关于他与林彪关系的证据也只是间接的。在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的军事行动中，陈云与林彪是一起工作的。但他们之间是否存在良好友善的关系并不清楚。而且，是在不同的职能部门工作。鉴于1960年初出现的经济危机，看来陈云与1962年底处于半退休状态的两位领导人之间指朱德、林彪不会有什么相互交往。最后，像陈云一样，林彪也经常生病。据说在1969年林彪将陈云“流放到中国南方”，但这究竟是由起源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不好的私人关系所致，还是由“文革”时的激进主义所致，不很清楚。
陈云与毛、刘的关系很复杂。在不少时候，毛与陈云在经济问题上取得过相似的结论。但在其他时候，如1957年底、1959年8月、1962年9月，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截然相反的。从30年代末起，陈与毛就亲密地站在一起，在那时陈云就力图与毛建立良好的关系，毛很可能赞赏陈云顽强工作的意志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以及他在经济问题上从不责备毛和从不批评毛。陈云与毛泽东1962年在路线上的分离并非不能挽回（陈云在70年代初恢复了地位），可以相信的，是毛希望-局的其他成员像陈云那样尊敬自己。
有关陈云与刘少奇在50年代真实的关系情况惊人得少。造成这一状况的部分原因是刘少奇在50年代中期很少插手经济事务。有一种观点认为直到1959年底以前，刘少奇从没有把注意力放在经济问题上。但1959年毛泽东退居“二线”后，刘少奇开始掌管全国的领导工作，在“大跃进”带来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刘少奇迅速求助于陈云，让陈云帮助他恢复经济，鼓励陈云在1962年2月举行的-局会议上对经济状况做出令人可信的评估。“大跃进”之后陈云与刘少奇之间出现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但还缺乏密切的私人关系。
在与他的高级同僚们的关系中，他与周恩来的关系最好。从1949年后，他与周恩来密切地一起工作，周恩来在经济问题上给陈云广泛的行动自由。周恩来是一个比陈云具有更强能力的-家。由于周恩来常常认为有必要做出战略妥协，所以他的观点与陈云的观点并不相同，但有资料表明，陈云深深地影响了周恩来的经济思想，而且“文革”期间，周恩来设法保护陈云。在70年代初，陈云是周恩来的“非正式顾问团”的重要成员。陈云与周恩来在相当长的时期是紧密在一起工作的，尽管不敢断定他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私人关系，但看来这极有可能。
陈云与邓小平的关系看起来也相当的好。在相当短的一个时期中，邓曾是陈云的部下。从1953年底到1954年中期，邓小平任财政部长，陈云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他们合作得很好，在邓小平成为党的总书记后，他们间的相互关系就不太清楚了，邓小平在“大跃进”时也曾有过乌托邦式的-，但在60年代初经济恢复时期，他与陈云站在一起。但很显然在70年代中期，陈云并不是邓亲密的顾问之一，当时邓负责制订解决党组织、工业、科技方面问题的三个文件。在毛时代之后，他们之间在政策发展方面有着相同的观点，当然也有分歧。
总之，陈云与邓小平是相互尊敬的，他们之间在每一个方面都相互支持，尽管其私人关系并不特别密切。
上面对陈云与-局常委会成员之间关系的分析主要还是推测。因为陈云没有住在中南海，所以他与其他领导人的联系就没有住在中南海中的领导人之间的联系那样频繁和深厚，而且，陈云的职业生涯和他的领导风格使他对事不对人。陈云进行彻底的调查，并艰苦地工作以解决经济问题。但看起来他好像是一个正在退休的害羞的人。这使有的学者把陈云称作中国主要领导人中最不武断的人。的确，陈云与他的同事们有着良好的工作关系，但除了他与周恩来的关系外，他与其他人的关系没能为他提供明确的-支持或成为一种提高他的-资源的附加性力量。
一个通晓情况的人给陈云与-局常委们的关系描绘了一幅稍稍不同的图像。当他不同意他的同僚们的观点时，他会直截了当地表述自己的思想。但假若他的观点不占主导地位，陈云不会动员力量坚持自己的观点或者重新考虑决策。正因如此，陈云被看作是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模范执行者——在行动上谨慎，在不公开的会议上自由地阐述自己的思想，即使不同意也会坚决遵守党的决定，从不搞试图改变党的决定的非法活动。
陈云的-行为规则
1.不与毛泽东争论，设法在幕后赢得毛的支持。一旦毛已打定主意，就服从毛的愿望。宁可退出-活动领域，也不要被卷入必然与毛发生冲突的局势中。
2.尽可能不在公开场合露面。避免会见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
3.在幕后施加影响。不在公开场合发表关键性评论，而是在小型的、秘密的会议上作这样的评论，避免与对手直接正面交锋。
4.在幕后静悄悄地、卓有成效地活动，设法将个人的能力变成一种与自己具有相同技能的人认可的共识以及接受他所偏好的政策。换句话讲，运用专门知识和能力在经济问题上开辟出一块独立的根据地或者扩大对经济问题的影响。
5.由于-是一个理性的过程，所以要运用逻辑的证明来劝说人们支持自己的政策。陈云是道德典范且为人正直。
在我看来，陈云是一个喜欢将自己投入艰苦工作而不在公开场合露面的人。而且他不喜欢只是夸夸其谈而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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