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在北京历任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京师高等检察长、司法部参事等职，公务倥偬，忙不及履，连张勋复辟时，全家也没有逃离北京，只在一位英国朋友家里躲避数天。1919年，父亲辞职南归，杨绛跟着父母家人启程回南。

1998年，杨绛发表了一篇题为《“看”章太炎先生谈掌故》的散文，谈的是她在苏州上中学的一段经历：

大约是1926年，我上高中一二年级的暑假期间，我校教务长王佩诤先生办了一个“平旦学社”，每星期邀请名人讲学。对章太炎先生谈掌故一事，至今记忆犹新。

王佩诤先生事先吩咐我说：“季康，你做记录啊。”我以为做记录就是做笔记。听大学者讲学，当然得做笔记，我一口答应。我没想到做记录要上台，有点胆怯。小桌子上有砚台，有一沓毛边纸，一支毛笔。

章太炎先生谈掌故，不知是什么时候，也不知谈的是何人何事。别说他那一口杭州官话我听不懂，即使他说的是我家乡话，我也一句不懂。掌故岂是人人能懂的！国文课上老师讲课文上的典故，我若能好好听，就够我学习的了。上课不好好听讲，倒赶来听章太炎先生谈掌故！真是典型的名人崇拜，也该说是无识学子的势利眼吧。

我拿起笔又放下。听不懂，怎么记？坐在记录席上不会记，怎么办？假装着乱写吧，交卷时怎么交代？况且乱写也得写得很快才像。冒充张天师画符吧，我又从没画过符。连连地画圈圈、竖杠杠，难免给台下人识破。罢了，还是老老实实吧。我放下笔，干脆不记，且悉心听讲。

我专心一意地听，还是一句不懂。我只好光睁着眼睛看章太炎先生谈———使劲地看，恨不得一眼把他讲的话都看到眼里，这样把他的掌故记住。

我挨章太炎先生最近。看，倒是看得仔细，也许可说，全场唯我看得最清楚。他个子小小的，穿一件半旧的藕色绸长衫，狭长脸儿。脸色苍白，戴一副老式眼镜，据说一个人的全神注视会使对方发痒，大概我的全神注视使他脸上痒痒了。他一面讲，一面频频转脸看我。我当时十五六岁，少女打扮，梳一条又粗又短的辫子，穿件淡湖色纱衫，白夏布长裤，白鞋白袜。这么一个十足的中学生，高高地坐在记录席上，呆呆地一字不记，确是个怪东西。

可是我只能那么傻坐着，假装听讲。我只敢看章太炎先生，不敢向下看。台下的人当然能看见我，想必正在看我。我如坐针毡，却只能安详地坐着不动。1小时足有10小时长。好不容易掌故谈完，办事人员来收了我的白卷，叫我别走，还有个招待会呢。我不知自己算是主人还是客人，趁主人们忙着斟茶待客，我“夹着尾巴逃跑了”。

杨绛的中学生活，就是这样无忧无虑地度过的，沐浴着父母的关爱，她渐渐地长大成熟了。

与钱钟书订婚

杨绛在北京的大学生活中，发生了决定她一生命运的事情，这就是与钱钟书的相识与相恋。对此，母亲常取笑说：“阿季脚上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钱钟书当时已名满清华。1929年，20岁的钱钟书报考清华外文系，中、英文极佳，只是数学考了15分。校长罗家伦爱才，破格录取他。入学后学业甚好，读书很多，在校园内名气很大，写起文章纵横捭阖，臧否人物口没遮拦。他在《清华周刊》发表不少文章，是清华出名的才子。

杨绛与他相识在1932年春天的清华校园。这天春意盎然，清华园的丁香、紫藤盛开，幽香袭人。和杨绛同来清华借读的一位同学是钱钟书的亲戚，带钱钟书来到古月堂门外。清华校规，男生不许进女生宿舍。杨绛回忆说：“我刚从古月堂钻出来，便见到了他。只见他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眼镜，满身儒雅气质。”两人在学校里开始恋爱了，并且第二年便订了婚。

钱钟书中年时在诗歌里追忆他们恋爱的第一面：“颉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不知腼洗儿时面，曾取红花和雪无。”他依然记得当年的杨绛脸面的白洁红润，脸如春花，清雅脱俗，犹如蔷薇新瓣浸醍醐，还带着一丝腼腆。杨绛先生对这首诗解释说：“钟书的诗好用典故，诗中第四句红花和雪的典故来自北齐崔氏的洗儿歌，说的是春天用白雪、用红花给婴儿洗脸，希望孩子长大后脸色好看。”杨绛还记得，后来他俩在典雅的工字厅会客室谈过几次。钱钟书鼓励她报考清华外文系研究生，并指点她要看哪些书。杨绛自学1年，果然于1933年夏考上清华外文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