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曾记下1933年11月初的一个星期六的下午：

那天，我穿着一件新洗的蓝布大褂，先骑车赶到达子营的沈家，然后与沈先生一道跨进了北总布胡同徽因那有名的“太太的客厅”。

听说徽因得了很严重的肺病，还经常得卧床休息。可她哪像个病人，穿了一身骑马装（她常和费正清与夫人威尔玛去外国人俱乐部骑马）。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她说起话来，别人几乎插不上嘴。别说沈先生和我，就连梁思成和金岳霖也只是坐在沙发上吧嗒着烟斗，连连点头称赏。徽因的健谈决不是结了婚的妇人那种闲言碎语，而常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的批评。

这种聚会也招惹口实。据说，冰心的文章中就曾有过微词，讥刺“太太的客厅”颇有“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意味。可那年月崇尚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林徽因和朋友的聚会依然故我。

“卢沟桥事变”，战争是一片窒息的乌云，驱散了快活的羊群，改变了“星期六朋友”的命运。几年流浪，从长沙到昆明，昆明到李庄，“太太的客厅”置换了最边远最僻静最简陋最凄冷的背景。

二

一到李庄，林徽因的肺结核症就复发了。病势很猛，折磨了好几周高烧才退，但仍下不了床，她每天只能靠在被子上坐一会儿。她消瘦得厉害，颧骨突了出来，双颊陷了下去，苍白的面容毫无血色。她像个囚徒，试图用目光寻找着掠过窗棂的一道翅影，听那些快活的飞鸟在竹梢上唱着秋天的歌吟。她却只能躺在病床上，一任泻进窗棂的阳光在枯朽的地板上游移，一任回忆咀嚼孤独的心灵……

钻心入肺的寂寞也牵动着远在昆明西南联大的金岳霖敏感的心。

金岳霖对林徽因的爱慕是尽人皆知的。但他始终能以理智驾驭感情。1941年秋天，金岳霖千里迢迢从昆明到李庄休假。除了重逢的欢乐和奢侈的聚会，他还带着一个重任———重写《知识论》。

《知识论》是部几十万字的理论作品，本来初稿早已完成，有一次，他带着这包稿子躲空袭-，人坐在稿子上。-解除后，起身就走。等到想起，哪里还有什么稿子？

金岳霖的到来，给梁家带来了春天般的欣喜。这件事见诸林徽因写给费慰梅的信：

思成是个慢性子，喜欢一次就做一件事情，对做家务是最不在行了。而家务事却多得很，都来找寻他，就像任何时候都有不同车次的火车到达纽约中央火车站一样。当然我仍然是站长，他可能就是那个车站！我可能被轧死，但他永远不会。老金（他在这里呆了些日子了）是那么一种客人，要么就是到火车站去送人，要么就是接人，他稍稍有些干扰正常的时刻表，但也使火车站比较吸引人一点和站长比较容易激动一点。

老金———

面对着站长，以及车站正在打字，那旅客迷惘得说不出任何话，也做不了任何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火车开过。我曾经经过纽约的中央火车站好多次，一次也没看见过站长，但在这里却两个都实际看见了，要不然没准儿还会把站长和车站互相弄混。

梁思成———

现在该车站说话了。由于建筑上的毛病，它的主桁条有相当的缺陷，而由协和医学院设计和安装的难看的钢支架现在已经用了七年，战时繁忙的车流看来已动摇了我的基础。

这封风趣幽默的信似多声部合唱，将悲惨的战时岁月，相濡以沫的亲情友情，超凡脱俗的男女关系，演奏得近乎天籁般的和谐完美。

1942年，是梁林家来客最多的一年。

10月，梁思成的大妹妹梁思庄带着孩子吴荔明从沦陷区北平燕京大学，辗转越过日军的防线到了李庄。

梁思庄的李庄之行，是代表全家来探望思成思永的。初一相见，梁思庄简直认不出林徽因了，那么瘦，瘦得只剩一个衣服架子，蜡黄的脸，只在眼睛里才看得到以前美丽的影子。从林耀走，到梁思庄来，费正清又接踵而至。应接不暇的热闹，对困守病榻的情景，是一个强烈的反差。林徽因既感欣慰，又生烦恼。费正清敏感地写道：

梁家的生活仍象过去一样始终充满着错综复杂的情况，如今生活水准下降，使原来错综复杂的关系显得基本和单纯了。

……亲友问题。我刚到梁家就看到已有一位来自叙州府的空军军官，他是徽因弟弟的朋友（徽因的弟弟也是飞行员，被日军击落）。我离开前，梁思庄（梁思成的妹妹）从北京燕京大学，经上海、汉口、湖南、桂林，中途穿越日军防线，抵达这里，她已有五年没见到亲人了。

费正清是1942年11月初在陶孟和的陪同下到的李庄。路上，他感染了呼吸道疾病。有好几天他都躺在床上发烧。他和林徽因的病房只隔着一座大厅。梁思成在两个“病床”之间拿着食物、药品、体温表等，走过来走过去，忙得不亦乐乎。

费正清这样回忆当年的情景：

……傍晚5时半便点起了蜡烛，或是类似植物油灯一类的灯具，这样，8点半就上床了。没有电话。仅有一架留声机和几张贝多芬、莫扎特的音乐唱片；有热水瓶而无咖啡；有许多件毛衣但多半不合身；有床单但缺少洗涤用的肥皂；有钢笔、铅笔但没有供书写的纸张；有报纸但都是过时的。你在这里生活，其日常生活就向在墙壁上挖一个洞，拿到什么用什么。别的一无所想，结果便是过着一种听凭造化的生活。我逗留了一个星期，其中不少时间是由于严寒而躺在床上。

1943年6月，英国驻重庆大使馆的战时科学参赞李约瑟又来李庄访问。他是位生物化学家，他的到来使单调的生活得以被打破，人们从日常的琐屑注意中转移开了，也给病榻上的林徽因带来了新鲜的感受。

她写信给费正清描述了这一事件：

李约瑟教授来过这里，受过煎鸭子的款待，已经离开。一开始人们喜欢彼此打-，李教授在李庄逗留期间会不会笑一笑。我承认李庄不是一个特别使人兴奋的地方，但是作为一个中国早期科学的爱好者，又不辞辛劳在这样的战时来到中国，我们也有理由期待他会浅浅一笑。最后，这位著名的教授在梁先生和梁夫人（她在床上坐起来）的陪同下谈话时终于笑出了声。他说他很高兴，梁夫人说英语还带有爱尔兰口音。我从前真不知道英国人这么喜欢爱尔兰人。后来在他访问的最后一天下午，在国立博物馆的院子里，当茶和小饼干端上来的时候，据说李教授甚至显得很活泼。这就是英国人爱好喝茶的证明。

对这些外来者而言，李庄如同孤岛，四面都是海水，却依然干渴。每一个人都没有别的社会交往，而人与人近距离的接触，矛盾产生却难以回避。

林徽因向费慰梅抱怨道：

我所能做的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让自己陷入仇恨。我生来是个女人，而这又是战时。我自己的母亲碰巧是个极其无能又爱管闲事的女人，而且她还是天下最没有耐性的人。刚才这又是为了女佣人。真正的问题在于我妈妈在不该和女佣人生气的时候生气，在不该惯着她的时候惯着她，还有就是过于没有耐性，让女佣人像钟表一样地做好日常工作但又必须告诫她改变我的指令，如此等等———直到任何人都不能做任何事情。我经常和妈妈争吵，但这完全是傻冒和自找苦吃。

家庭矛盾的润滑剂是两个逐渐长大的孩子。林徽因写给费慰梅的一封信，生动地写到他们：

再冰继承了思成的温和和我所具有的任何优点。她在学校里学习和交友成绩都非常出色。她容光焕发的笑容弥补了她承继自父母的缺少活力……另一方面，从诫现在已成长为一个晒得黝黑的乡村小伙子，脚上穿着草鞋。在和粗俗的本地同学打交道时口操地道的四川话。但他在家里倒是一个十足的小绅士，非常关心我的健康，专心致志地制作各种小玩意儿。我在继续扮演经济绝招的“杂耍演员”，使得全家和一些亲戚和同事多多少少受到一点好的照顾。

1944年，病床上的林徽因写了一首长诗《哭三弟恒》。

这是悼念三弟林恒的，也是殇自家与一群年轻飞行员的悲情。

当年，从长沙到昆明的逃难途中，梁思成一家被临时征用的军用卡车抛锚在湖南晃县。绝望中的梁思成循着小提琴奏出的名曲，找到了一群善良正直的青年飞行员。在他们的救助下，发着高烧的林徽因度过了危急。

在昆明，与那群年轻人又见面了。他们是来自东部沿海省市的航校学生。异乡困境中结下的友谊升华为一种亲情。梁家成了他们临时的家庭。一年后，他们从航校毕业，梁思成林徽因作为全体毕业生的“名誉家长”，命运把他们连得更紧。

此后，他们一个一个蓝天折翅。噩耗传来，部队按名誉家长的地址给梁家寄来公函和包裹———一份阵亡通知书和一些日记、信件和照片等遗物。沉重的打击接踵而至，林徽因的三弟林恒也在成都阵亡了。

此后，林徽因对一个叫林耀的飞行员特别关爱。他来自澳门，是个“有思想的人”，也常给梁思成夫妇写信。

1941年，他作战负伤，左肘被射穿，打断了大神经。医生知道他酷爱西方古典音乐，便劝他买架留声机，用音乐来镇静。他最终还是恢复了手臂功能，又驾起了新型驱逐机。

归队前夕，利用短暂的假期，他专程到李庄来。临走时，他把唱机和唱片都留给了林徽因，说自己已经用不着了。不幸竟一语成谶。

就这样，梁思成夫妇失去了最后一位飞行员朋友。在留声机放出的音乐里，充盈着一个个苦难的日子，浸透着林徽因不尽的哀思。

三

1939年，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聘请梁思成担任建筑史料编纂委员会主任，梁思成林徽因又开始了中国建筑史的构思。这是苦恼了他们夫妇十几年的一桩心事。

战前，梁思成林徽因和营造学社的成员调查了十几个省，近两百多个县，测量、摄影、绘制了两千余项建筑与文物，积累了大量资料，完成了写作中国建筑史的资料准备。

1941年11月底，金岳霖从李庄寄信给费正清，谈到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正在写作中国建筑史。林徽因“全身都浸泡在汉朝里了，不管提及任何事物，她都会立刻扯到那个遥远的朝代去，而靠她自己是永远回不来的。”

写作中，林徽因、梁思成获得了极大的快慰，进入了物我两忘的境地。林徽因的肺病越来越严重，经常大口大口地咯血。梁思成的身体也垮了下来，脊椎软骨硬化病使他不得不经常戴着铁马甲工作……

1942年年底，费正清从李庄回到重庆，给夫人费慰梅讲述了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情况。据费慰梅回忆：

思成的体重只有四十七公斤，每天和徽因工作到夜半，写完十一万字的中国建筑史，他已透支过度。但他和往常一样精力充沛和雄心勃勃，并维持着在任何情况下都像贵族一样高贵和斯文。

万里长江昼夜不停地奔流，桂轮山的草木曾几度荣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对《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和写作坚韧地进展着。简陋的住房里，书案上、病榻前堆积起厚厚的《二十四史》和数以千计的照片、实测草图、数据、大量的文字记录……

病中的林徽因，倚在床上顽强地工作，承担了全部书稿的校阅，并执笔写了书中的第七章———五代、宋、辽、金部分。她介绍了宋、辽、金时代，中国宫室建筑的特点和制式，以及宗教建筑艺术，中国塔的建筑风格，辽、金桥梁建设，乃至城市布局和民居考证。

1944年，《中国建筑史》终于完成。这部书林徽因没有署名，但全书融入了她的心血。所有文字都经过她的加工润色，许多地方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从而集科学家的谨严、史学家的清明、艺术家的诗情于一体。

《中国建筑史》的问世，结束了没有中国人写的《中国建筑史》的缺憾，纠正了西方人对中国建筑艺术的偏见和无知。限于李庄的条件，当时只是用钢板和蜡纸刻印了几十份。

但直到林徽因和梁思成相继去世，他们也未能看到这部书正式出版发行。

李庄的“太太的客厅”，是一座看不到光亮的愁城，囚在病榻上的林徽因心灵免不了病态和扭曲。绝望中的期待，期待中的失望；亲友重逢的喜悦，惯常生活被打乱的无奈；家人相濡以沫的依赖，近距离碰撞的烦恼……构成李庄“太太的客厅”的协奏曲。

但战争、疾病和贫困并没有摧毁梁思成、林徽因对事业的热忱，和学术报国的信念。有一轮明月，时时照亮农舍的窗棂，和他们苦涩的梦境。

———节选自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新书《发现李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