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兄弟从未分过家，外公靠着家中有殷实的买卖，不必为衣食担忧，可以终生追求学问。他常常提起名丑萧长华曾取笑他说：“齐先生，您研究这个(指戏剧)，往哪儿吃饭去呀 ”外公笑着回答说：“我研究这个，不是为吃饭，而是吃了饭来研究的。”

外公自幼聪颖过人，四岁时已跟老外公在枕头上认字兼念唐诗，五岁后读四书五经，一直到十七岁读完《尔雅》、《公羊》及《谷梁》，同时还学了天文、算学及八股等。后来老外公觉得学八股没有什么意思，应学些科学，乃把兄弟三人送到同文馆学洋文，那年外公19岁。同文馆只重翻译，当时学洋文受人鄙视，学生不多，为招徕学生，成绩好的每月津贴银子三两，后可递升至十五两，当年一个翰林进士，在中堂尚书家教书，每月也不过八两银子。可惜管理不善，外公读了五年，只学了些德文、法文及化学等而已。庚子年八国联军进城，同文馆停办，外公就开始做买卖了。原因是拳乱遭害良民甚多，外公高阳老家也未能幸免。老外公伤心之余，嘱子弟一不许为清廷做官，二不许当翻译，为外国人服务，故此除了做生意外，别无他途。

外公做生意倒相当顺利，他有商业头脑，为人又诚实，且兼懂外文。那时北京拳乱后，各国驻军需要补备柴粮。兄弟合开一买卖行名义兴局，意虽经商而不忘报国。适时李石曾先生在巴黎开一豆腐公司，邀我大外公前去任经理，外公也觉得只做买卖没有前途，决定把买卖交给族人看管，自己前去欧洲读书以开开眼界。头两次去同时为豆腐公司带了二十几名华工，经西伯利亚前往，第三次是护送留法勤工俭学会的学生。然外公均未能安心久读，即因家有事需赶回国。外公在欧洲时，曾游历英、奥、德、比等国，并欣赏了各国的舞台剧及歌剧，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能再继续到国外读书，就开始研究起戏剧来了。

外公自幼听戏甚多，因为保定府一带自明朝以来昆弋腔就很流行，后来清末咸丰帝崩，京师不许演戏，京中好角都到高阳等地演出，听戏的环境更好。我老外公就能唱几十出昆曲，家中收藏元曲、杂剧及传奇等颇多，外公小时常偷看，对剧曲的兴趣更浓。后来在同文馆读书时，有一同学在都察院有差使，可以在戏园中要一张桌子(彼时戏园叫茶园，在桌子两边坐，可以吃茶点，故曰听戏，不叫看戏)，常请外公等人去听戏。另外几个同学是程长庚的孙辈，他们的亲友多是戏界中人，因此外公也认识了不少。外公游历欧洲时，十分注意了解欧美各国的戏剧和剧场组织，看到西洋歌剧的先进，十分佩服，回国后写了一本书叫《说戏》，把中国戏积弱批评得一无是处。北京戏界曾多次邀请外公在精忠庙举行的“正乐育化会”年会上演讲，介绍西洋歌剧的长处，如服装、布景、灯光及化妆术等，其实是批评京戏之落后，极力主张改进中国戏曲，未想到竟得到会长谭鑫培的特别恭维。后来外公又看了很多伶人及票友的演出，发现票友无论怎样用功，在舞台上之动作等远不及科班出身的人顺眼美观，自此触发了他研究的兴趣，把中国八九百年来有关戏剧的书籍都拿来查阅研究，并逢伶便问，逢戏必听，前台后台，几十年功夫，问了约四千人左右，一面问一面记录，研究后归纳，归纳后断定，再翻阅古籍证实。当时新旧学者都鄙视京剧，认为不足登大雅之堂，竟无人肯合作，外公只有一个人孜孜不倦地苦干。同时刻意从戏界的活动场所如精忠庙、梨园世家的家中、清宫升平署及市面小摊上搜罗京戏资料。又到各大戏班的义园(公墓)抄录有价值的碑文墓志，从名伶亲自改过的剧本上搜集有关表演身段注释。如此经过多年研究，写了《京剧之变迁》、《戏班》及《上下场》等几十种著作，最后把国剧归纳到八个字，即“无声不歌，无动不舞”。

梅兰芳那时才十五六岁，已能和谭鑫培、杨小楼等前辈合演。外公看过他演出的戏后，觉得他的确是可造之材，因先天条件如嗓音、身材及相貌均极好，后天的唱工、身段和表情也过得去，如能帮帮他，定能成为名扬国际的表演家。有一次外公看过梅兰芳表演的《汾河湾》后，写了一封长信给梅兰芳，建议他在《窑门》一段应如何表情及动作。初也未存奢望，谁知再看他表演时，梅已照外公信上的意思改进，竟然更受观众欢迎。自此，外公前后写过一百多封信给梅兰芳，给他的演出提出中肯的建议。这批信件曾在外公后来主办的国剧学会中陈列。过了两年，外公才经人介绍到梅家拜访，觉得梅谦恭和蔼，洁身自爱，家中妇女，幽娴贞静，和读书人家无甚分别。自此开始订交，为梅兰芳修改剧本词句，排练身段，一起从事京戏的改进工作。进而为梅编剧，创古装神话剧，如《天女散花》、《洛神》等。1926年后，先后与李释勘等陆续为梅兰芳编写剧本四十余种，如《牢狱鸳鸯》、《木兰从军》、《霸王别姬》、《洛神》等。他编排的古装戏，善于运用舞蹈手段刻画人物，对改进青衣及花旦的身段做了有益的尝试。

外公与梅兰芳前后密切合作了20年。

(本文摘自《思齐阁忆旧》，贺宝善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