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东部的呼伦贝尔盟、哲里木盟和昭乌达盟1969年至1979年曾划归东三盟管辖。东三盟的农村改革明显比西部晚一些。1982年春天，周惠同志到呼伦贝尔盟阿荣旗调查，听说音河公社和平大队党支部书记盖广义同志坚决反对“包产到户”，周惠同志坚持要去看看。盖广义面对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毫不掩饰地说：队里有人说要“包产到户”，俺就说要将队里欠信用社的贷款也一并包到户，这下他们就不敢包了。然后他还很得意地说：俺让你包！周惠同志听得直笑。到离开时周惠同志也没有批评盖广义，只是深情地对他说，现在这个搞法我们已搞了二十多年，老百姓吃不饱肚子，欠的贷款却越来越多，总得想个办法呀！“包产到户”也可算一个办法吧？

　　周惠同志与盟旗领导说，不能责怪这些基层干部，我们搞了这么多年的“一大二公”，影响根深蒂固，这说明思想解放的任务还很重，最终还要靠实践来统一人们的认识。多年后周惠同志还常提到这位老盖，并说他是好人，称赞他敢讲真话。

　　周惠同志是1978年7月到内蒙古工作的，当时中央任命他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在从北京赴任途中，他就下火车开始深入农村牧区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中他很快发现牧区和畜牧业在内蒙古不仅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工作指导上也同农村和农业有很大的不同：牧民基本是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牲畜对牧民不仅是生产资料，也是生活资料。同年10月周惠同志任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后，区党委就决定从第二年开始大幅度调整牧民自留畜政策，每户牧民可牧养的自留畜数量，包括小畜大畜都放宽了许多，这在全国几大牧区是第一家。过了两年，牧民的自留畜发展很快，在牲畜总头数中的比例迅速上升。各种说法又多起来了，不少人担心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当周惠同志弄清楚牧区牲畜总头数增长后，他却很欣慰地说，只要整个畜牧业发展了就好说。

　　1980年下半年，中央下文允许“三靠队”（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实行“包产到户”。周惠同志就向中央领导讲，我们内蒙古可否说是“三靠省”？这位领导同志只笑了笑，这下他心里更踏实了。所以，到1981年底，全区农村土地“大包干”已呈“席卷之势”。可牧区怎么办？而且不只牲畜还有草场呢？周惠同志继续进行深入调查，特别注意到内蒙古牧区大多三年一黑灾（旱灾），五年一白灾（雪灾）；近半数牲畜循着夏饱、秋肥、冬瘦、春死的圈子转；畜群大多需夏营地、冬营地（需储草和棚圈）等。他逐步从这些实际中形成了两点认识：一是自留畜发展以后集体畜要实行承包，不然就会成了“后娘的孩子”；二是牲畜承包以后草场吃“大锅饭”不行，也得实行承包，而且有利于轮牧定居相结合。这就是内蒙古首先实行，后在全国牧区推行的草畜“双承包”责任制。

　　到了1982年秋，自治区党委研究室的同志汇报说，呼伦贝尔盟陈巴尔虎旗、昭乌达盟巴林右旗等地一些嘎查（生产大队，牧区是嘎查核算），自留畜已经或将近超过集体牲畜，而且自留畜的繁殖母畜比例和牲畜膘情等普遍比集体畜好。有的嘎查因此将集体牲畜作价归了户，牧民大多很赞成。所以，许多基层干部想推行这一做法，问行不行？我当时是研究室副主任，就如实向周惠同志作了汇报。周惠同志详细问了情况后说，牲畜总头数发展了，说明自留畜政策和“草畜双承包”政策是正确的；如果作价归户能使牲畜数量增加，质量提高，就可以试。这个问题没有来得及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讨论，可周惠同志的意见就传开了，牧区的牲畜作价归户很快大范围推开了。这当时无疑会在各方面引起不同反应，有的“纲”还上得很高。这些意见也反映到了中央领导那里。后来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并在全国牧区作了推广。

　　（王国天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