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共鸣》杂志副总编辑方小宁在回忆巴金的文章中，曾经记述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谈话。

　　多年前，巴金在和老朋友王西彦先生谈到唯利是图的商业精神对社会文化的影响时说：“文学、艺术不应该成为附庸。现在呀，什么都是钱钱钱！良心良知都可以不要。”（10月20日广州《南方周末》）

　　老人在这里连着用了三个叠字，厌憎之情，溢于言表。

　　巴金为什么会对钱如此厌憎？在我看来，这位在中国建国后少数不领工资、只靠稿费为生的作家，厌憎的并不是钱本身。他厌憎的是钱可以使一个人出卖自己的良心良知，因此不愿意再讲真话的现象。

　　“讲真话”是晚年的巴金最珍视的一种品质，他把这一点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

　　什么叫真话？我认为真话并不是绝对正确的话。实际上，由于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自己的知识结构、经验乃至偏见的限制，因此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句句都是真理。但只要所讲的正是心中所想的，心口如一，我们也就认为他讲了真话。

　　巴金之后，我们怎样继续讲真话呢？这成了每一个敬仰巴金的人都关心的问题。而我以为，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一个人要回答好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在金钱面前有没有“定力”的问题。

　　话语权是一种稀缺资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一个以市场为主导的社会中，凡是稀缺资源，都可以卖出好价。话语权正是一种稀缺资源，所以掌握话语权的学者、专家及其他知识分子，就都有机会作“奇货可居”的交易，时刻面临金钱的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