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王国藩说公道话

　　“文革”后，很多文人给当年遵化县的全国劳动模范、“穷棒子”精神的代表王国藩泼脏水。我的老爹熊向晖大不以为然，说当年“大跃进”时搞极“左”，王国藩就顶得住。老爹讲了这样一件事：全县各公社领导开会报产量，大家争相“放卫星”，产量越报越高，有个公社书记居然把白薯的产量报到亩产百万斤。会后，王国藩问那位“百万”书记：你体重有多少斤哪？那人一愣，说：一百多斤。王国藩说：就你这么大个儿的白薯，一亩地能堆下一万个吗？说罢扬长而去。

　　这事是老爹亲眼所见，印象极深。他对王国藩在那样的风气下实事求是，非常欣赏，认为那么做极不容易，所以对他不能全盘否定。我不认识王国藩，但是听老爹讲的这个故事，也给我打下了实事求是的烙印。

　　检查宋平伯伯的轿车

　　当年的中学同学宋平伯伯当了中央*局常委后，和夫人、老爹清华大学的同学陈舜尧在春节期间来家里看老爹。老爹送客人，一般就送到家门口，但那一次却执意要送他们夫妇到楼下。宋平伯伯请他留步。老爹说，我要看看你有没有一级警卫。到了楼下，只看到一辆车和一个秘书等在那里，真正是轻车简从，老爹对宋平伯伯一笑，说：“这还差不多。”

　　（摘自10月23日《新闻午报》原载《中国妇女》作者熊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