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安平在筹备《观察》之前所做的这个基本分析是符合当时实际的，特别是他认为中国的知识阶级大部分都是自由思想分子这一判断，可以说为《观察》日后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论坛作了力量上的估计。另外，储安平一直认为今日中国极需要有这样一个刊物，这个刊物可以使一般有话要说而又无适当说话地方的自由思想学人，得到一个说话的地方，有了这样一个刊物，就可鼓励一般自由知识分子出面说话，而他们所以要提供这样一个说话的场所，正是因为他们深信，真正的自由思想分子的意见，对于中国的言论界有一种稳定的力量，而这种稳定的力量正是当时中国所迫切需要的。

《观察》是最后的同人刊物

《观察》是纯粹的同人刊物，资金集股汇成。有些作者和工作人员也是股东。股东每年分红，还赠送股份给一些对刊物有较大贡献的作者和职工。在中国现代史上，《观察》差不多可以说是最后的同人刊物，在《观察》之后，似乎再没有这样允许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由创办刊物，自由议论国家生活的事了，同人刊物在中国的消失是一件至今还在牵动知识分子的大事。

由于《观察》是同人刊物，是一群怀有强烈理想主义精神的人在支撑，所以，它一创刊即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观察》的最高发行量达到了105000份。每份刊物平均总有几个读者，据估计它的实际读者约在百万人以上。费孝通曾说：“《观察》及时提供了论坛，一时风行全国。现在五六十岁的知识分子很少不曾是《观察》的读者。”

作为受过西方文明洗礼的储安平，深深懂得一份刊物在国家-生活中起的重要作用。在1946年的环境中，储安平能够把《观察》设计为一个周刊，这在今天的读者看来是难以想像的。不仅是周刊，而且储安平要让这份刊物成为全国一个有影响的论坛。当时广州、武汉、昆明、重庆、西安、北平、台湾等地均有航空版。发行深入到广大的内地城市，乡镇直至边疆省份的辽远部落。《观察》每周六出版，一到发行的时候，上海的报摊前就有读者排长队购买。它的读者阶层，主要是大中学校的教师、学生、公务人员，文艺工作者、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军队里的将领士兵及蒋政权里的高级官员，当时立法院长孙科便是长期订户。

《观察》撰稿人有三种类型

《观察》撰稿人中有这样三种人：

一是企图通过自己办报办刊来积极参与国家-生活的人。

二是在专业之外对-怀有浓厚兴趣并试图在具体的-运作中扮演某种角色的人。

三是对-完全看透而钟情于学术的人。

第一种人常常以自己所认定的-理想为追求目标，用自己的思想影响政府，但又不愿完全陷入-的旋涡中去，他们所信奉的影响-的方法，用傅斯年的说法是：“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储安平属于这一种人。

第二种人是徘徊在-与学术之间的人，他们不如第一种人超然，如果有机会，他们愿意参加到一定的-集团中去。费孝通属这类人。

第三种人是看透-并厌恶-，他们对于-绝非不关心，但这种关心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完全退入内心，对-冷眼旁观；一种是把对-的理解融入到自己所选择的专业中。钱钟书就属这类人。

费孝通、钱钟书都是重要作者

储安平、费孝通和钱钟书同年。在《观察》时期，都曾和储安平有过一定的交往。在《观察》近3年的历史中，费孝通是发表文章最多的一位作者。他的《乡土中国》、《乡土重建》都是作为《观察》丛书出版的，仅署真名的就有34篇。这些文章基本上都在作者的专业之外，不是关于社会学的专门研究，而是关于中国-、时局、民族性格以及介绍欧洲文化和美国文化的。费孝通后来曾回忆道：“《观察》是日本投降后到解放前这一段内战时期知识分子的论坛。知识分子就是好议论。《观察》及时提供了论坛，一时风行全国。现在五六十岁的知识分子很少不曾是《观察》的读者。当时我年华方茂，刚身受反动势力的迫害，岂肯默默而息。于是仰首伸眉，振笔疾书，几乎每期《观察》都有我署名或不署名的文章。”

在《观察》时期，钱钟书一共给《观察》写过5篇文章，其中还包括他给储安平的一封信。这4篇文章的题目是：《说“回家”》、《补评英文新字词典》、《游历者的眼睛》和《杂言——关于著作的》。

从题目上可以看出这些文章远离-随笔。储安平早就认为：“钱钟书先生，若把各种条件总加起来，他是中国最出色的一位治文学的人。他造诣的广博精深，允为同侪器重。他的文章另有风采，别具一格。”

钱钟书在《观察》上只写了几篇简短学术随笔，他对-的态度和他对-特有的回避方式，常使人想到《围城》。抗战结束以后，有多少作家在为国家和民族命运忧虑重重，而钱钟书却能够在他的书中把这一切都消解在永恒的日常人生主题中。当有人问到钱钟书：在抗战末期，钱先生和张爱玲女士同是上海红极一时的作家时，钱钟书连忙说：“我不如她。我从来没有见过她。我是一个比较re-tiredperson(闭门不管天下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