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5月14日晚，在空寺洞满是矿洞的山坡下的一座木板房里，彭总组织志愿军党委常委的同志邓华、我、韩先楚、甘泗淇、解方、杜平开会，研究志愿军后勤司令部的机构设置、干部配备等问题。

会议一开始，彭总就说：“有一个事情，咱们得先定一下。中央决定成立后方勤务司令部，说‘志后’在志司首长的意图和指挥下进行工作。现在中央又给我发来电报，要求志后司令要由志愿军一个副司令兼任。现在我们就先定一下，谁来兼这个后勤司令。”

我一听彭总这话，就预感到八成得由我来兼了。因为一进到朝鲜，后勤就是由我来兼管的。我们的副司令一共4个，朴一禹是朝鲜人不能兼，邓华和韩先楚原来也都没分管过后勤，我不兼，谁兼?可是，从我内心讲，并不愿意兼这个后勤司令。我不愿兼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因为我长期以来一直是做-工作和军事工作的，我对军事工作和-工作，特别是军事工作更熟悉。第二是朝鲜战争的后勤工作太难搞，我担心搞不好，搞砸了，没办法交待!我不想兼，又不好提别人兼，就闷在那儿，不吭气。

我不吭气，别人的发言倒是满腔热烈的。邓华、韩先楚、解方、杜平，你一言，我一语的，都说老洪兼好。

我一看这事实在推不掉了，再推下去非搞僵不可。于是就开始讲条件了。我说：“这个后勤司令我可以兼，但是得有个条件，允许我这个条件，就行。”彭总问：“什么条件呀?”

我说：“条件很简单，第一个是干不好就早点撤我的职，早点换比我能干的同志；第二个，我是个军事干部，愿意做军事工作，抗美援朝完了，回国以后，不要再让我搞后勤了，还让我搞军事!”

彭总听了以后，笑着说：“我当是什么呢，就这条件呀? 行! 赞成! 同意你的意见!”

就这样，在这个会议上，志愿军党委正式作出了由我兼任后勤司令的决定。会后又将决定上报了中央军委。(本文作者系安徽金寨县人， 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参加商南起义和长征，毕业于红军大学。 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任志愿军13兵团第一副司令员、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建国后历任总后勤部副部长、部长、中央军委第一副秘书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