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曾赴美留学,后长期担任清华大学校务领导,研究社会学、优生学、性心理学、民族史等,卓有成就。
社会学家费孝通是潘光旦的弟子。他曾谈到自己与潘光旦在做人上的差异:“我这一代人可以想到,要在人家眼里做个好人,在做人的问题上要个面子。现在下一代人要不要面子已经是个问题了。我这一代人还是要这个面子,所以很在意别人怎么看待自己。潘先生比我们深一层,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这一点很难做到。”他说,现在的教育界,了解潘光旦教育思想的人不多,但实际上,研究中国现代教育,潘光旦本是位绕不过去的人物。
潘光旦曾写过一篇《国难与教育的忏悔》,认为近代以来所谓新教育,有许多对不起青年与国家的地方,总括起来说就是,教育没能使受教育的人做一个“人”、做一个“士”。中国教育没能跳出三个范围:一是平民教育或义务教育,目的只在普及,而所普及的不过是识几个字,教大众会看简单的宣传文字;二是职业教育或技能教育,目的显而易见只是教人学些吃饭本领;三是所谓人才教育,充其量只不过是培养一些专家或者文官。这三种教育和做人之道都“离得很远”。
他主张教育应当培养出“士”的情志,平时牢守“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远”,危难中体现“见危授命”、“士可杀不可辱”的志节。
他说,国难的形成自有其内因外缘。若就内因来说,与当时的国民素质有很重要的关系,而归根结底,教育要负很大的责任,因为它忽略了教育一般国民做人做士的根本使命。“教育不知做人造士为何物,因而应该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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