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一生最应该感谢的人就是我的妈妈。妈妈16岁从女中参加革命，因为家庭出身是地主，到了革命队伍里也要背负*压力。可妈妈从不自卑，她说自己的路要自己走，而且要昂着头。

　　1960年秋天，我病了。那时，妈妈每天都要背我去医院。至今我还记得有一次去医院的情景。妈妈抱着我坐在医院的长椅上。听医生说我的病情，我靠在妈妈胸前，能感到她在微微发抖。妈妈后来说，那天她不是害怕，而是心疼我，她怕我动手术。可我还是做了手术。我的病没能治好，尽管爸爸妈妈带我去了很多医院，花了很多钱。

　　就在这时，“文革”开始了，爸爸被打成走资派，妈妈也因为出身和*问题受到更大的冲击。几年后我跟着爸爸妈妈到了鲁西农村。妈妈不让我看见她有一丝失望，我也从没有听见她抱怨过什么，她那时最喜欢说“将来”这两个字，比如，将来这里有了电就好了，将来这里通汽车就好了。

　　夜晚，在昏黄的小油灯下，妈妈一边纳鞋底，一边给我讲很多往事。她讲得更多的还是她在文工团的事，她和战友们怎么到火车上给志愿军演出，在演话剧《第二战场后方》的时候，为了扮演英国人，她怎么和女战友用阿莫尼亚染黄了头发。还有，就是她多少次说过见到了毛主席。妈妈还给我讲她读过的书，比如张恨水的小说，巴金的小说，冰心的散文，郭沫若的话剧，徐志摩的诗歌。妈妈说话缓缓的，完全沉浸在另一个世界里，让我全然忘了自己的伤感，觉得只要和妈妈在一起，不管生活多么苦，都是温暖的。

　　此前，我几乎没见过妈妈穿新衣裳。我得病之后，她就总穿中式罩衫，那都是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