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为党外著名进步民主人士，以学界名流出任政府高官，身兼文化学术多职，频繁出席各式会议，发表讲话，著作多，声望重，交游广。而在1957年反右的这次大风浪中，则能自保其身，谨言慎行，是处漩涡之中而能外于漩涡的明识时务之士。他这年的日记，所记“反右”事，小心翼翼，用正面语言，不越雷池半步，皆似预见个人日记终将公之于众，并被作为审查定案之用。想见郑氏处事下笔时的戒慎戒惧之心，而戒惧为先。

　　郑振铎日记

　　1957年2月16日下午，二时半，在沈部长(雁冰)家举行部长碰头会。四时许，钱俊瑞从中央开会后，传达毛主席的谈话，精辟之至。有关百家争鸣的一节，尤言人所未言，这是上最精彩的马列主义一课。

　　纪事

　　郭小川1957年日记2月16日十时半出来，本想去改陈(企霞)的材料，但严文井他们还在周扬同志处汇报创作问题，我也想去听听，就去了，刚谈半小时，周扬同志接乔木同志电话，叫他、默涵、光年、文井去颐年堂，后来周扬同志叫我和荃麟也去。我们就乘车到了中南海的颐年堂。刚脱下衣服，主席就出来了。这是意外的会见。已经太久没有这样近地见他了，他握了手，问了姓名，说了很多诙谐的话。以后人越来越多了，有张奚若、胡耀邦、邓拓、胡绳、杨秀峰、北京各报的负责人。大家坐下来，他就坐下来。主要是对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和对它的批评，主要是李希凡和马寒冰对它的批评。主席特别不满这两篇批评。它们是教条主义的。他指出：不要仓卒应战，不要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在批评时要搜集材料，多下一番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