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人缓缓叙述那些陈年往事时，我仔细端详她，面部轮廓线条分明，眼睛深邃，既有母亲端庄大方的遗风，又凝聚着父亲洞察一切的神韵。

　　别无选择的选择

　　梁启超的几个子女大都留学海外，在科技界、学术界颇有建树。唯有梁思宁走上了一条与兄长们完全不同的道路，成为这个旧式大家庭里的“老革命”。不知底细的人也许会以为这是一个“家庭叛逆者”的故事，其实，作出这一选择不仅对于当时的梁思宁是惟一的，而且对于任何一个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都是也只能是惟一的————因为那是一个国难当头的特殊时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梁思宁正在天津南开大学读书。日军占领平津以后，华北之大，再也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梁思宁失学了。社会动乱，找不到工作，也不敢出门访友，出门就会见到日本兵欺负、凌辱中国人的情景。当时他们家位于意租界里，不远处有一座孤零零的建筑物，谁也不知道是派什么用的。顺风时坐在家里就常常听见那所房子里传出的阵阵惨叫声，令人毛骨悚然。

　　“有一天晚上，我和母亲走在一条小巷里，突然觉得有人拉住我的大褂，嗓音沙哑地说：‘太太、小姐行个好吧！’我低头一看，是个又黄又瘦的残疾人。他说，‘我本是大学生，学校被炸，出来想找个职业，无意中走近那所房子，突然出来几个五大三粗的日本人，把我拉了进去。屋里摆着各种刑具，各种刑具上都有人在受刑，发出惨叫和呻吟。两个歹徒命令我跪在一个烧红的油桶上，马上冒出呛人的浓烟，疼痛揪心！眼看我的膝盖要被烤焦了，狠心的刽子手把我扔出门来。我醒过来想伸伸腿，天呀！我的腿已成了直角三角形，永远也站不起来了！那所房子是个实验新刑具的-场呀！’我和母亲听了义愤填膺，泪流满面，十分同情他，给了他一些钱，就赶紧回家了。”

　　这次经历深深地刺激了梁思宁，她明白了什么是“亡国奴”的生活。弟弟年龄还小，几个大哥大姐远在国外，她经常写信给在上海的五姐思懿诉说苦衷，寻找出路。

　　“你要去的地方是充满希望的”

　　梁思懿1933年考入燕京大学医学预备班，准备学习三年后进入协和医学院学医。但在民族危亡关头，思懿从1935年下半年就开始投身于学生运动。她思想活跃，积极进步，当过燕大“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大队长，参加过一二·九运动，与王若兰等被称为“燕京三杰”，是燕大学生领袖。1937年思懿参加了平津流亡学生集训班，南下进行抗日请愿。后来被派往上海，在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部从事女工工作。

　　1940年3月底，思宁收到思懿从上海的来信。信中写道，王若兰回天津生小孩，不日将返回南方，好机会来了，你一定要亲自去面谈，可能达到你渴望已久的愿望。王若兰已参加革命多年(后改名康英)，她给思宁讲了许多革命道理，并介绍了-党的概况，告诉她新四军就是-党领导的军队，是真正抗日的军队。思宁老人深情地回忆：“康英大姐的谈话激起了我的爱国思想，我问康大姐：我能参加新四军吗？她惊奇地看着我说：革命可不是做游戏，最起码的条件是不怕死、不怕苦、不怕累，要长途行军，在战争中有牺牲的可能，你受得了吗？我说：能！再苦能比当亡国奴苦吗？”

　　回到家中，思宁对母亲谎称是去上海上大学，免得老人担心。4月6日，母亲把她们送到了塘沽码头的船上。

　　思懿在上海外滩码头接船，把她们安顿下，又与康英仔细研究了寻找新四军的路线。决定从上海经宁波、鄞县、嵊县、金华，再到皖南，沿途都是蒋占区。比较其他路线来，这条路线短，情况单一，但也可能有风险。

　　4月12日，思懿与康英和思宁依依惜别。思懿语重心长地嘱咐：“六六(思宁小名)，今日一别，不知何年何月何日再重逢！我们姐妹俩从幼稚园到初中都形影相随，多年来你总是依靠我。从今日起，你就要自己去闯了。”“你要去的地方是充满希望的，也是所有爱国者都向往的去处。要珍惜这次良机，要坚持到底，莫后退。切记！进则生，退则死。退，你有这条路么！上海也不是久留之地，将来我也要离开上海，你还愿意回天津么？”三人挥泪而别。

　　新四军是一所大学

　　思宁在康大姐的带领下，一路艰险，在金华还被国民党软禁七天。她们机智地脱险后，被送到两军防地的界线，又经过四个兵站转送，终于到了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在这里，两人分手，康英返回皖北根据地，思宁来到江苏溧阳水西村新四军一二三支队司令部，分配到战地服务团工作在陈毅、粟裕的部队里。

　　生活在梁思宁面前掀开了全新一页，她不断在心里告诫自己：一切要从头学起，自己已是革命军人，不是老百姓了。新四军的确是一所大学校，她在这里不仅懂得了许多前所未知的革命道理，而且见识了许多有胆有识、大智大勇的英雄，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

　　在新四军，思宁主要从事宣传工作。队伍每到一地，她们便迅速深入到老百姓之中，了解当地风土民情及对敌斗争的状况，然后根据掌握的第一手材料，立即编成宣传抗日、宣传反剥削、反压迫、宣传妇女解放的文艺节目，在老百姓之中演出。由于材料真实、生动，又取自老百姓身边，所以他们的演出总是深受欢迎。

　　说起这段生活，老人显得特别兴奋，幽深的眼睛中闪烁着青春的光彩。我问她：“从北方大城市，来到人地生疏、潮湿多雨的南方农村，过着这种动荡不安的生活，您适应吗？感觉苦不苦？”没想到老人立即爽快地回答：“苦什么！再没那么快活的！”“同志们整天工作、生活在一起，不用看日本人的脸色，不用胆战心惊地过日子，心情特别好。每逢打了胜仗，老百姓便敲锣打鼓送来慰问品，再没那么快活的！”老人重复着说。也许真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岁月会过滤记忆，痛苦、阴霾随水而逝，留下的总是欢乐和阳光。

　　坎坷曲折的人生路

　　战火中梁思宁迅速成长为一名真正的革命战士，1941年，她光荣加入了中国-党。如果说她的父亲梁启超代表着19世纪末中国最先进的知识分子，那么在国家和民族危机面前，她勇敢地奔赴抗日前线，坚定地跟着中国-党，同父辈一样，也是站在了时代的最前列，代表着中国最革命最先进的力量。然而，由于“左”的思潮影响，父亲梁启超始终是她命运中的阴影。

　　随着部队转战，后来梁思宁来到山东解放区。1946年，她与同样是从青年学生成长为革命干部的章柯同志相识结合。1948年，丈夫发现了三个叛徒，要向组织汇报，可是他们恶人先告状，反咬一口，说章梁夫妇是叛徒，因为她是梁启超的女儿。罪名竟是“梁启超的女儿！”梁思宁被开除党籍，一下子成了人民的敌人。

　　丈夫章柯曾是一二·九运动中的开封学生领袖，是位久经考验的老党员、老革命。他深知自己的爱人对党绝无二心，于是一再替爱人申诉，“文革”中被造反派诬为“翻案老手”，同样受到不公正待遇。

　　1948年至1983年，32岁到67岁，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最能干事业的年龄，就这样荒废了。但梁思宁并没有消沉，她一边努力做好分给自己的那份工作，一边尽力照顾好五个子女，不让章老分心。同时，她以极大的意志力量，抵御这种巨大的精神压力。凭着坚定不移的信念，她挨过了一个个不眠之夜，挨过了35个寒暑春秋，在自己年近古稀之时，终于迎来平反昭雪的那一天！说到这里，坚强的老人声音哽咽了。即使屡遭磨难，历尽坎坷，老人对自己青年时代的选择也始终无怨无悔！

　　最后，老人说：“我是一个普通党员，我是一个家庭里的普通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