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刘候忠还是刘厚总

刘厚总究竟是个什么人?多年来，我一直想就这个问题写一篇文章，但总感到掌握的档案资料有限，迄今为止只有国民党政府方面的四件：(一)“旌德县县长”李协昆向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皖南行署主任”黄绍耿呈报刘厚总供称枪杀项英一案的办理经过(1941年5月12日)；(二)黄绍耿令“泾县县长”田易畴彻查刘厚总案并详细具报的电文(1941年10月28日)；(三)《宣报》(“皖南行署第七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所办)第875号副刊《皖南绥声》所载刘厚总：我为什么打死项英、周子昆(1942年7月10日)；(四)刘厚总给蒋介石的报告(1948年5月10日)。80年代初，我同唐锡强曾经直接访问了不少知情的老同志，查阅了一些老同志的回忆材料。1980年6月下旬，到刘厚总的家乡湖南耒阳作了调查访问。这次调查访问，基本弄清了刘厚总的家世和他在当地赤卫队、游击队的活动以及他编入新四军后的情况。

在我们到湖南耒阳访问之前，新四军老同志刘奎在《红旗飘飘》第22集的回忆文章和著名党史专家胡华的论著中，都曾提到杀害项英、周子昆的凶手是“刘候忠”，但是耒阳县的同志都没有注意到。而该县公安局、民政科、县革命斗争史编写办公室正在查询一个名叫刘厚总的人的下落。刘厚总，该县汇头乡曾家冲人，自1938年春随耒阳红军游击队整编到新四军开赴皖南后，曾于1939年春回家乡一次，此后杳无音讯。他家乡已没有直系亲属，知情的同时代人也大多去世。

后来，我们在县城找到了惟一的知情人，时年66岁，离休前任耒阳县人民武装部部长的王开运。

刘厚总，1904年生。这个年份，是王开运根据刘厚总比他大10岁推断的。在曾家冲，刘姓是大姓，刘厚总的父亲是刘秀仕，秀字辈、厚字辈、德字辈往下排。“刘厚总”三个字同前述国民党政府方面的四件档案资料是一致的。所以可以肯定，先前我们党史文章中所写的“刘候忠”，是刘厚总之误。

据调查了解，刘厚总的家庭是贫苦农民。1926年，他在家乡参加农会，1927年，担任江头乡农会委员，打土豪斗地主，成为农民运动的骨干。大革命失败后，1928年他参加农民赤卫队(后改为赤色游击队)，在火烧冲一带活动比较多。那时国民党反革命势力猖獗，敌我双方的斗争极为尖锐残酷。国民党地方武装“挨户团”抓住了赤卫队便杀。赤卫队便用红色恐怖对付白色恐怖，曾于1928年一天夜里杀了刘姓、严姓、李姓、梁姓土豪劣绅。随后，国民党反动派集中了当地反动武装力量，“围剿”游击队，仅龙塘一地就有二百余农会会员被杀害。游击队里出了一个叛徒，当了国民党军队的排副，带领挨户团一夜之间杀了刘厚总的堂哥刘厚林、堂弟刘厚定、刘厚存等五人。

因为刘厚总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总是敢打敢拚，冲锋陷阵，在耒阳是出了名的，当时当地有的群众叫他“总老爷”，也有说他是“大杀星”下凡的。刘厚总所在的游击队面对反革命的“围剿”，经历了极其艰苦的历程，有起有伏，最困难的时候只剩下七个人、两条枪，顺利的时候曾扩大到一百多人。无论人多人少，满脑子“山大王”思想的刘厚总是要个人说了算，为所欲为，最典型的莫过于他把抓到山上的一个地主的十四五岁的女儿“娶”为妻子的事。

1934年，经湘南特委批准，成立湘南赤色游击队，耒阳游击队编为第三大队，归耒阳县委领导，刘德总为大队长，刘厚总为大队-委员。1934年冬，刘向明任大队-委员，刘厚总任大队长。1935年，刘厚总参加耒阳县委，为县委委员。刘厚总对组织上先后派刘德总、刘向明来游击队担任领导心怀不满，认为是对他的不信任，他们也很难同他合作共事。

是革命干部还是“山大王”

七七事变后，大敌当前，实行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中共湘南特委书记王涛、特委委员兼耒阳县委书记谢竹峰同国民党政府耒阳县县长陈必闻谈判，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时

，成立中共耒(阳)安(仁)中心县委，谢竹峰任书记，刘厚总任组织部长。耒阳游击队先后在天门山、通水铺集中整顿，后经谢竹峰同刘厚总商议把部队开到刘的家乡——江头刘祠，整训一个月左右。王开运就是在通水铺经刘厚总指派，先后担任副班长、班长，随部队开赴皖南，尔后在新四军中长期在皖东参加抗战的。王开运回忆说，耒阳游击队开赴皖南集中前，刘厚总曾把一部分-留下来，埋藏在家乡。

1938年3月，在南昌的新四军军部派中校参谋谢忠良(此前任八路军学兵大队副大队长)前往湘南郴县、耒阳，整编下山的红军游击队。学兵队提前结业的学员王征明、欧阳琮、张南基被派随谢忠良一道工作。他们先对由周里、谷子元、李林领导的郴县游击队进行整训，告一段落后，北上耒阳同刘厚总领导的耒阳游击队在江头刘祠会师。

王征明回忆当年耒阳游击队整训的情景时说：“刘厚总是坚持耒阳地区三年游击战争的负责人，当地人多知其名。有一次我们进城宣传抗日，刘同往。耒阳人闻听刘厚总来了，便纷纷围着他看。刘身高约1米75，膀大腰粗，像貌甚丑，面孔奇黑，鼠目黄牙，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思想上有抵触。他手下一个排长暗中活动，对抗集中整编北上抗日。”

耒阳游击队整训期间，群众来访送子参军的甚多。按当时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是不能随意接收的，但是耒阳游击队仍然接收了一部分，部队有了较大发展。此时的刘厚总对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新形势确实惶惶然不知所措。据现存耒阳县革命斗争史编写办公室的谢竹峰回忆稿本中说：“有次国民党县长陈必闻同我们谈判，追问监狱暴动三十多人，说是我们搞的。正在谈判时，刘厚总来电话，问几个逃出来的人与我有关系的，是否接收。我说把那几个留下。”“部队开到耒阳火车站，陈必闻不同意在城内大街走，改为沿城外公路到火车站。几十里外的群众，仍赶来欢送，场面极为热烈，大快人心。刘厚总问我，可不可以喊几句蒋委员长万岁的口号，我立即说不能喊，他就不喊了。当时我内心感到刘厚总这个人头脑实在太简单了。”

谢竹峰回忆稿中还说，1938年刘厚总所在的游击队开赴皖南改编为新四军特务营后，5月下旬，随军部移驻土塘。刘厚总恶习未改，在土塘即犯有调戏妇女、侵犯群众利益、抓老百姓的鸡鸭烧吃等违反军纪的事发生。约在9月，刘厚总被派往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在中央党校，同也在这里学习的谢竹峰不期而遇。刘在第二十四班，谢在第三十九班。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耒阳打游击多年、从没有离开过本乡本土、“山大王”思想甚重的刘厚总，组织性纪律性极差，难过那“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学习生活，一心想回老家。谢竹峰在回忆材料中，维妙维肖地勾勒出刘厚总在中央党校的表现，谢说：在中央党校学习“快结束时，碰到刘厚总，他给了我20元用。他原来在耒阳当游击大队长，名声很大，群众叫他‘总老爷’，他的确是个土皇帝，从来没有离开耒阳。现在他在外面，社会常识少，‘总老爷’的架子又放不下，文化低，说也说不过别人，他相当孤立。他见到我非常亲热，生怕离开了我，怕和我失掉了联络，其实他的住地离我只有几十丈远，每日吃过饭即到我这里玩，他非常想念家乡，实际上他是想念他的少年老婆。他恳切要求我向中央组织部请求回南方工作。”

1939年春，谢竹峰同刘厚总得到中组部的批准，挂着二等训兵的符号，佩带八路军臂章从延安坐汽车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找到伍云甫同志。又由西安经成都、重庆、遵义、贵阳等地，到桂林新四军办事处，住了几天，回到湖南。刘厚总回到耒阳后，发现“少年老婆”已奔赴延安，埋藏的-还在，但已不可能再拉起队伍就地打游击了，便到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要求分配工作，先在教导总队短期学习，后在军部担任副官处副官。这样的工作分配，说明新四军干部部门对他的实际表现是了解的，而刘厚总在思想上更增加了对组织的不满。他在副官处管理饲养班、木工班，工作吊儿郎当，作风流里流气，满嘴粗话。当年木工班战士、离休前任繁昌县人民武装部部长的周汉清，1980年10月在接受我们采访时，对刘厚总在副官处的表现说得很具体。周说：刘厚总当副官，副官是营一级干部(起码是副营级)。1940年，国民党顽固派搞摩擦，他动摇，他怕死。对组织、对同志不满，动不动发肝火，开口骂人，骂娘，“×你娘”。有次日本飞机在云岭附近轰炸时，刘副官还在云岭街上调戏黄烟店斜对门的一位妇女。调戏妇女，他是经常的。刘副官意识不好，拉这个打那个。副官处有科长、副科长，他对我们说，不要听他们的，要听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