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晚年避居北京三里河，闭门谢客，世人难得一识韩荆州。杨绛在《记钱锺书与〈围城〉》中更有记载:“一次我听他在电话里对一位求见的英国女士说:‘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钱钟书一生没有留下自传，认为自传都是别传，不真实，因此谈论自己的文字也极少。幸亏《记钱钟书与〈围城〉》一文，记录了很多钱锺书早年的资料，几可当其自传来读。不过这篇文章，也是杨绛应胡乔木之请而作的。可钱钟书又怕“以妻写夫，有吹捧之嫌”，为避免不必要的非难，他特别在此文稿背面写了一个短跋:“这篇文章的内容，不但是实情，而且是‘秘闻’。要不是作者一点一滴地向我询问，而且勤奋地写下来，有些事迹我自己也快忘记了。文笔之佳，不待言也(钱锺书识1982年7月4日)。”

要在坊间找钱钟书传记，依然是一件困难的事。台湾人氏汤晏，纽约大学历史学博士，1979年在美国初会钱钟书，后经常与之通信联络，遂成钱迷，并有意为钱立传，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代才子钱钟书》。本传记论传主平生及其作品、学术成就，哀叹“千古文章未尽才”，自有一家观点。但取材严谨，当是立传的首要原则。作者对传主平生历史细节的求证、澄清，多有他与杨绛的通信辅助，并有详细的注释以为印证、引申，充分弥补了史料不足的缺憾。书成之后，深得杨绛嘉言:“不采用无根据的传闻，不凭‘想当然’的推理来断定过去，力求历史的真实；遇到不确切的事，不惮其烦地老远地一次次来信问我，不敢强不知以为知。我很佩服您这种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