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遭到严重践踏，广大知识分子受到打击和压制。周总理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在可能的条件下和范围内，努力减少和纠正“文革”的错误，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顽强的斗争，尽自己的可能保护了一批又一批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知识分子。

“立法”保护文化人

红卫兵运动兴起后，不仅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而且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和广大知识分子，大都受到恣意的侮辱、打骂、抄家、揪斗，违法乱纪事件层出不穷，惊世骇俗。针对这种动乱局面，为约束和制止红卫兵、造反派违法乱纪行径，周恩来主持制定了一些“文革”中相关的统战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等。

1966年8月上旬，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讨论制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的过程中，周恩来和陶铸商议后，删掉了原稿中“黑帮”、“黑线”一类用词，加写了一些限制性政策条文，如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文斗，不要武斗；保护科技人员等等。这些意见都被吸收进《十六条》。

为贯彻落实《十六条》中的各项限制性政策，周恩来嘱请李富春与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余秋里、姚依林拟定《国务院八个口（外交、文教、科学三个口除外）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十条意见》。《十条意见》强调：要加强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