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分钟后，埃斯普马克低头看了看手表，说：“我们还可以再谈5分钟”。5分钟后，他说：“你可以问最后一个问题。”
每代院士对遗嘱都有新解释
南方周末：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有时候显示出强烈的-倾向，这个倾向一直被外界争议。诺贝尔文学奖会卷入-吗？
埃斯普马克：不能说卷入-，有人对我们这么说，你们这样做会卷入-，你们要这样，或者那样。但恰恰相反，我们只愿意按照自己的方式干。
如果有人想利用-干预我们，我们就告诉他这是行不通的。我们会告诉他-不是我们的标准。比如1970年，我们考虑把文学奖给索尔仁尼琴的时候，征求过瑞典驻苏联大使的意见，问他给索尔仁尼琴发奖会不会对他个人产生不好的影响。瑞典大使对我们说，“对他个人没有关系，你们可以发奖。但发奖给索尔仁尼琴可能会破坏苏联和瑞典的外交关系。”其实他说错了，后来事实证明对索尔仁尼琴是有影响的。学院当时给大使的回答是，“也许可能会破坏瑞苏外交关系，但我们认为他是这个国家最好的候选人。”这件事证明我们的文学评奖并没有听命别的什么人，更没有听命于-和权力。
南方周末：你怎么看品特的-倾向？在他的演讲中有对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的强烈批评。你们会不会担心被指责瑞典学院为品特提供了一个批评的讲坛？
埃斯普马克：每个作家都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对此我们只能接受，只能尊重他们的权利，这没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今天中午我们跟英国大使吃饭，大使说，他不同意品特的看法，但很欣赏品特的演讲方式。大使说这是一个给人印象非常深刻的演讲，一个能够打动人的演讲。
南方周末：你曾经长期地担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从你个人的立场来看，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原则有什么重要的变化吗？
埃斯普马克：我当了17年评委会的主席，主持了17年的文学奖评选，如果说变化，那就是由于评委中不断年轻化而在学院内部发生的观察问题角度的变化。比如战后我们是把奖给那些具有创新的、有实验精神的先锋派作家，现在我们奖给那些重要的、但又不太有名的作家。当然这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候是相互转换的，有时侧重这样，有时侧重那样。
南方周末：诺贝尔的遗嘱会在实际中影响你们对作家的选择吗？比如他强调的“理想主义”的文学，在你看来，理想主义是什么？
埃斯普马克：我写过一本书，有中文版，《诺贝尔文学奖内幕》。在里边我提到过，我们每一代院士都对诺贝尔遗嘱说的这个评选标准有自己的解释。我们会在不同的时期有新的评价。实际上战后那一代院士对作家的选择就更强调文学的标新立异，这成为我们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之间的一个选择标准。那个时候我们的院士比较注重作家的标新立异，你要有创新，你要有突破。然而，这个标新立异的标准到了1980年代就被后起的院士打破了，他们更注重的，就是把奖给那些不太为人注意、但我们认为很优秀的作家。
派别少于18种就是假的
南方周末：外界有一种说法，就是瑞典学院有作家，有文学评论家，但没有一流作家、一流评论家，言外之意就是在质疑瑞典学院院士的专业水准和判断能力，你怎么看？
埃斯普马克：这种说法不合事实（微笑着举拳头抗议）。在瑞典学院，有很好的作家，也有很好的诗人，比如毕丽基塔·特罗齐克、卡塔琳娜·弗罗格斯腾、拉什·福歇尔，他们是瑞典最重要的作家、最好的诗人。如果那些质疑的人肯看他们的书的话，就知道他们的质疑应该被质疑。
南方周末：还有一种说法是说瑞典学院存在两种势力，一种是传统的，保守的；一种是前卫的，新锐的。这两种势力在互相争夺，有这样两种势力吗？
埃斯普马克：如果有人说我们内部的派别少于18种，那这个肯定是谣言。如果一定要说我们有派别，那就说我们有18派吧，如果说少了，那就是假的，因为我们做评委的18个人，每个人都不一样。你们应该看到，每个人其实只有一票。在他们行使投票权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影响他们的决定。
南方周末：耶利内克当选2004年的文学奖导致院士安隆德教授对瑞典学院发难，你怎么看这场风波？
埃斯普马克：更多的人认为我们的选择是很对的，耶利内克是戏剧的革新者。安隆德是一个有点短视和老派的人，他欣赏不了革新的，这也说明他不会看得很远。
南方周末：安隆德教授辞职时，把瑞典学院看成是“我们国家的耻辱”。学院会因此声誉受损吗？
埃斯普马克：这是一个借口。这个事情不值得我们再讨论。这件事情会让人感觉很丢脸。
南方周末：你怎么看瑞典学院现存的院士制度？学院原来有18位院士，现在只有15位，会影响正常的工作吗？
埃斯普马克：（笑）那样我们其他人就只有做更多的工作。18个人的工作由我们15个人做了。
南方周末：院士终身制会被改革吗？埃斯普马克：这是1786年制定的制度，那时候就决定院士是终身制的，我们不会改变这个制度。瑞典学院是以法兰西学院为模式创建的，也有人提出过改变，但被大家拒绝了，不予考虑。你要埋葬人的时候脚先要进去，不能头先进去，法兰西学院没有改，我们也不会改。
南方周末：有人认为获奖的作品一定要翻译成瑞典语，才能被评委关注到，意思是说评委掌握的语言有限，实际情况如何？
埃斯普马克：我们读的作品不一定非要译成瑞典语。我们很多评委懂其他的语种：德语、法语，还有其他的北欧语言，还有意大利语、中文。如果有一种小语种是没有被翻译的，我们会去订购，请人去评估和翻译。但即使这样的话，我们也只订购18份，不会多做。这样的情况经常会发生。我们订购要读的一本书，有时候只印18本。而且那些评估和翻译书的人，我们不让他们互相有关系，这个人在中国，那个人就在另外的地方，不让他们之间有关系。而且我们也会请一些专家作评估，但是不管什么样的专家评估，我们所有的人都会自己作判断。必须所有的人自己看，自己作决定。所以我们不会忽视任何小语种的文学，如果没有那些语言，我们就会去找，我们不懂就会请人去译。
南方周末：你们真有这种订购的翻译书吗？
埃斯普马克：很多次。由我们出钱让人来翻译。我们只印18本。
等中国年轻作家的建议
南方周末：我们知道你到过中国，很想知道你对中国文学的印象和评价。
埃斯普马克：我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印象非常深刻，我们关注汉语文学，尤其是比较年轻一代的作家。因为可以理解的原因，我不能提具体的名字，但我们对这一代作家的创作非常关注，怀着巨大的兴趣关注。我们对中国的关注已经不仅是高行健和北岛，我们关注更年轻的作家，对他们保持持久的关注。中国的作家也应该知道，我们不光关注老一代，更关注新一代的作家。我们怀着高度的警觉的心注意着他们的写作。我们对年轻一代作家的兴趣，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提来提去总是那些老作家，好像中国只有那些老作家，我们希望见到中国文学有新的作家出来。
南方周末：你对年轻作家有什么建议吗？
埃斯普马克：我没有建议，我等待他们给我们建议。
南方周末：你对中国作协有什么建议吗？
埃斯普马克：我希望中国的作家组织和笔会能够给我们提名新人。过去我们让他们提名，他们老是提名巴金，跟日本一样，让他们提名，他们总是拿出一些“老家伙”（笑）的名字。我建议中国作家组织能够为我们提名新的作家。
1988年有一位中国作家非常接近获奖。那就是沈从文。战前是没有来自中国的作家被提名。以前有一个考古学家斯文·赫定曾经建议把诺贝尔奖给中国的胡适，但是学院认为胡适不是一个作家，更像一个思想家或者改革家。所以没有给他。在1930年代中期，学院曾经派人给鲁迅带话，传给他一个讯息，就是想提名他。但是鲁迅自己认为他不配，他谢绝了。
南方周末：评委会把这个提名讯息传达给鲁迅本人了吗？
埃斯普马克：传达过。鲁迅拒绝了。而且鲁迅说中国当时的任何作家都不够资格获得诺贝尔奖。
南方周末：我读到过你的《诺贝尔文学奖内幕》，你说那是一部探讨评选原则的书，如果让你用一句话概括你的评选原则，你会怎么说？
埃斯普马克：我们在努力地扩大自己的视野，让不同的文学获得比较公正的机会，我们没有偏见
南方周末：外界有一种说法，就是瑞典学院有作家，有文学评论家，但没有一流作家、一流评论家，言外之意就是在质疑瑞典学院院士的专业水准和判断能力，你怎么看？
埃斯普马克：这种说法不合事实（微笑着举拳头抗议）。在瑞典学院，有很好的作家，也有很好的诗人，比如毕丽基塔·特罗齐克、卡塔琳娜·弗罗格斯腾、拉什·福歇尔，他们是瑞典最重要的作家、最好的诗人。如果那些质疑的人肯看他们的书的话，就知道他们的质疑应该被质疑。
南方周末：还有一种说法是说瑞典学院存在两种势力，一种是传统的，保守的；一种是前卫的，新锐的。这两种势力在互相争夺，有这样两种势力吗？
埃斯普马克：如果有人说我们内部的派别少于18种，那这个肯定是谣言。如果一定要说我们有派别，那就说我们有18派吧，如果说少了，那就是假的，因为我们做评委的18个人，每个人都不一样。你们应该看到，每个人其实只有一票。在他们行使投票权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影响他们的决定。
南方周末：耶利内克当选2004年的文学奖导致院士安隆德教授对瑞典学院发难，你怎么看这场风波？
埃斯普马克：更多的人认为我们的选择是很对的，耶利内克是戏剧的革新者。安隆德是一个有点短视和老派的人，他欣赏不了革新的，这也说明他不会看得很远。
南方周末：安隆德教授辞职时，把瑞典学院看成是“我们国家的耻辱”。学院会因此声誉受损吗？
埃斯普马克：这是一个借口。这个事情不值得我们再讨论。这件事情会让人感觉很丢脸。
南方周末：你怎么看瑞典学院现存的院士制度？学院原来有18位院士，现在只有15位，会影响正常的工作吗？
埃斯普马克：（笑）那样我们其他人就只有做更多的工作。18个人的工作由我们15个人做了。
南方周末：院士终身制会被改革吗？埃斯普马克：这是1786年制定的制度，那时候就决定院士是终身制的，我们不会改变这个制度。瑞典学院是以法兰西学院为模式创建的，也有人提出过改变，但被大家拒绝了，不予考虑。你要埋葬人的时候脚先要进去，不能头先进去，法兰西学院没有改，我们也不会改。
南方周末：有人认为获奖的作品一定要翻译成瑞典语，才能被评委关注到，意思是说评委掌握的语言有限，实际情况如何？
埃斯普马克：我们读的作品不一定非要译成瑞典语。我们很多评委懂其他的语种：德语、法语，还有其他的北欧语言，还有意大利语、中文。如果有一种小语种是没有被翻译的，我们会去订购，请人去评估和翻译。但即使这样的话，我们也只订购18份，不会多做。这样的情况经常会发生。我们订购要读的一本书，有时候只印18本。而且那些评估和翻译书的人，我们不让他们互相有关系，这个人在中国，那个人就在另外的地方，不让他们之间有关系。而且我们也会请一些专家作评估，但是不管什么样的专家评估，我们所有的人都会自己作判断。必须所有的人自己看，自己作决定。所以我们不会忽视任何小语种的文学，如果没有那些语言，我们就会去找，我们不懂就会请人去译。
南方周末：你们真有这种订购的翻译书吗？
埃斯普马克：很多次。由我们出钱让人来翻译。我们只印18本。
等中国年轻作家的建议
南方周末：我们知道你到过中国，很想知道你对中国文学的印象和评价。
埃斯普马克：我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印象非常深刻，我们关注汉语文学，尤其是比较年轻一代的作家。因为可以理解的原因，我不能提具体的名字，但我们对这一代作家的创作非常关注，怀着巨大的兴趣关注。我们对中国的关注已经不仅是高行健和北岛，我们关注更年轻的作家，对他们保持持久的关注。中国的作家也应该知道，我们不光关注老一代，更关注新一代的作家。我们怀着高度的警觉的心注意着他们的写作。我们对年轻一代作家的兴趣，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提来提去总是那些老作家，好像中国只有那些老作家，我们希望见到中国文学有新的作家出来。
南方周末：你对年轻作家有什么建议吗？
埃斯普马克：我没有建议，我等待他们给我们建议。
南方周末：你对中国作协有什么建议吗？
埃斯普马克：我希望中国的作家组织和笔会能够给我们提名新人。过去我们让他们提名，他们老是提名巴金，跟日本一样，让他们提名，他们总是拿出一些“老家伙”（笑）的名字。我建议中国作家组织能够为我们提名新的作家。
1988年有一位中国作家非常接近获奖。那就是沈从文。战前是没有来自中国的作家被提名。以前有一个考古学家斯文·赫定曾经建议把诺贝尔奖给中国的胡适，但是学院认为胡适不是一个作家，更像一个思想家或者改革家。所以没有给他。在1930年代中期，学院曾经派人给鲁迅带话，传给他一个讯息，就是想提名他。但是鲁迅自己认为他不配，他谢绝了。
南方周末：评委会把这个提名讯息传达给鲁迅本人了吗？
埃斯普马克：传达过。鲁迅拒绝了。而且鲁迅说中国当时的任何作家都不够资格获得诺贝尔奖。
南方周末：我读到过你的《诺贝尔文学奖内幕》，你说那是一部探讨评选原则的书，如果让你用一句话概括你的评选原则，你会怎么说？
埃斯普马克：我们在努力地扩大自己的视野，让不同的文学获得比较公正的机会，我们没有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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