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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玉玺“贪内助”一声叹息:贪官的-有我一半

    ,不仅教育大家要廉洁奉公,他自己也是以身作则,从不接受乡亲们送的一分钱一件礼物。那些年,毕玉玺对自己和机关干部要求严格,但对老百姓可没有一点儿架子。那时候,不管机关干部还是村里的老乡见了毕玉玺,不是喊毕头就是叫他小毕。因为丈夫的关系,王学英也受到了群众的尊重,这让她感到非常骄傲。

      毕玉玺在通县工作时,确实有一定的能力,作风也比较泼辣,胆子大,很有想法,也能从上头要来钱,其中就包括他为县里争取到资金修建运河大街和玉带路。毕玉玺曾经说过,要保证这两条路的质量10年不出问题。实际上这两条路的使用情况也确实不错,由毕玉玺提议修建的运河大街一带,今天已经建成奥体公园和观光码头,成为通县著名的风景区。

      但毕玉玺离开通县也正是由于修路中出了问题。那条玉带路修建于1986年到1988年,主持者正是时任副县长的毕玉玺。在1990年,玉带路工程曝出一起贪污案件,工程包工头因经济问题入狱,其公司会计在狱中-。受此牵连,当时通县市政管理所的所长和书记都被开除了公职。

      玉带路案件发生后,市里派人考察领导班子。调查后,虽没有证据显示毕玉玺与玉带路的贪污案有直接牵连,但案发不久,毕玉玺就离开了通县。在他离开通县时,并没有惯常的领导班子欢送仪式。

      怂恿丈夫受贿成为治病妙药

      1990年到1998年,毕玉玺到北京市交通局任副局长,主管公路工作,在重点工程中协助抓高速公路建设,在这期间他做出了一些成绩,但是思想上也产生了变化,心理逐渐产生了不平衡。毕玉玺认为,按照以往的规律,像自己这样的干部到市里工作,应该安排个正职才算名正言顺。虽然这次调动没有降职,但也没有升迁。别人到市里都是正职,他却是副职,就认为组织对他不公平。

      王学英心里也为丈夫官场-感到不满。她不失时机地在毕玉玺耳边唠叨起来,说谁谁又升了,谁谁又发财了。慢慢地,毕玉玺总是觉得组织上亏待他。

      就是这种被亏待的心理,让毕玉玺一度患上了抑郁症。王学英为此焦急万分,为了让丈夫找到一个发泄的出口,王学英暗示毕玉玺,既然总是觉得待遇不公,不如不卷入官场升迁,好好为自己、为家人弄点钞票。趁退休前给自己的一些知己和心腹一点好处,而这些心腹知己是绝对不会忘记毕玉玺,也会让毕家过上好日子的。这仿佛是-毕玉玺抑郁症的灵丹妙药,慢慢地,毕玉玺开始收礼了,从半推半就到照单全收。

      毕玉玺受贿的心理也从战战兢兢到心安理得。毕玉玺还记得第一次做保龄球生意,对方提出给佣金,他不敢要。回家告诉王学英这事时,王学英没夸他,反而数落了他一顿,说他傻,哪有送上门的还不要的道理。后来毕玉玺实在经不起金钱的诱惑,王学英也时常“教导”他。毕玉玺想反正钱多也不是坏事,还能让老婆孩子过上更好的生活,何乐不为呢。从不敢要到开口要,毕玉玺在妻子的怂恿下完成了从一个廉官到一个贪官的蜕变。

      2001年,毕玉玺的思想彻底地扭曲了,成为了金钱的俘虏。

       

      烟酒糖茶变成几十万巨款

      在丈夫一步步滑向贪婪的深渊时,身为通州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教导主任的王学英不仅没有帮丈夫认识到他的错误,反而认为丈夫的权势是她炫耀的资本,可以开发利用,让自己和宝贝儿子荣华富贵。

      手握工程审批大权的毕玉玺也成了大大小小包工头争相讨好的对象。家里的烟酒茶叶也多了,家也常搬,但有一次王学英尝到了搬家的“甜头”。2001年春节,前来给毕玉玺拜年的人络绎不绝,家中的烟酒堆积成山,扔也不是,送人也不是,让王学英很发愁,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王学英突然想到了兰义,这个叫兰义的承包商经常往毕玉玺家跑,跟毕玉玺和王学英关系都不错。王学英想,就让兰义去处理吧。于是兰义拉走了3箱烟,有中华、熊猫、玉溪等牌子,还有一些洋酒和茶叶。第二天,兰义提着一个手提包到了毕家,王学英没说什么就收下了。

      等兰义离开,王学英打开提包,发现里面是用报纸包好的一捆捆崭新的人民币,一共10万元!那点烟酒茶叶怎么也值不了这么多钱啊!王学英既兴奋又紧张,看到这么多钱她有点眩晕,那一张张红色的钞票实在是可爱至极。

      当然,王学英也明白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当晚,王学英就在毕玉玺耳边吹上了枕头风,夸兰义会办事。王学英充分发挥自己教导主任的特长,将毕玉玺目前面临的形势、官位的价值、家中的状况分析得头头是道,只不过平时她教育别人讲的是舍己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具体到自己就是要老毕舍人利己、全心全意为家里服务。王学英说:“老毕啊,你现在岁数不小了也该想想退路了,靠那点工资,能干什么?下来后,兰义他们还能往咱家跑吗?咱们那点烟酒能值那么多钱吗?还不是因为你现在说话还算数,你手里的工程给谁干不是一样呢!”当然,毕玉玺默认了王学英的话。

      这个兰义是挺会来事,他见毕玉玺很爱-,尤其喜欢玩一种叫扎金花的扑克牌游戏,于是投其所好,经常约了几个朋友和毕玉玺一起玩“扎金花”。吉星高照的毕玉玺是玩一次就赢一次,而在生意场上精明能干的兰义在-场上却成了“霉星”,只要碰到毕玉玺就必输无疑。兰义因前前后后总共输掉了80万元而被-友们封为“兰精光”,这些钱都被兰义存进了毕玉玺让他保管的存折里。兰义出手这么阔绰,毕玉玺动心了,来而不往非君子也,毕玉玺送给了兰义一些不大不小的工程。

      一年后,毕玉玺又搬家。王学英的电话又打给了兰义,一车价值8万元的烟酒茶,换来了20万元!不久,没有任何资质的兰义又顺利地拿到了800万元的工程。

      这种无本生意让王学英心花怒放,她渐渐喜欢上了这种好买卖,她的胃口也渐渐大起来。王学英开始频繁参与毕玉玺所在单位的一些重大活动,俨然是毕玉玺的出纳。

      爱子心切令他们张开鲸吞之口

      “就算你不为我和你考虑,你也总得为咱们的宝贝儿子考虑吧,人活一辈子不就图下一代更强嘛!”这是王学英常常挂在嘴边的话。儿子毕波可是毕玉玺和王学英的软肋,毕玉玺和王学英最溺爱的就是自己的儿子,他们甚至不惜重金把儿子送到国外读书,目的就是让孩子有个好前途。

      王学英常说:“我太爱儿子了,我希望别人有的他也能有,他能够过得更好!”毕玉玺也特别溺爱他的儿子,每次提起儿子都一口一个“大波”,对儿子的要求也是有求必应,不管合理不合理。毕玉玺捞来的银子除了部分用于个人享受和博得情人高兴外,远在英国留学的儿子是他敛财的最大动力。毕玉玺曾供述说,为了保证儿子在国外生活舒适,将来的日子也衣食无忧,在他心理失衡之际,就产生了趁机捞一把的想法。

      由于心里深深地“爱”着儿子,毕玉玺和王学英逢人就夸自己的儿子如何如何。一次,某建筑公司的老板张桂军和毕玉玺吃饭时,听说毕玉玺儿子毕波要出国,于是张桂军就从他的存折上提出5万美元,送到毕玉玺的宿舍,毕玉玺在半推半就中接受了。

      毕波出国后,2003年8月,张桂军和毕玉玺夫妇吃饭,王学英又夸自己的儿子很聪明,现在英国留学。众人自然跟着附和赞赏一番,王学英却叹了一口气,开始哭穷:“你们在国内,不知道在外面有多苦啊。儿子从小在我身边,我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放在手里怕掉了,家务活从来没让他做过。现在出去了,在国外需要花钱的地方比在中国多,我儿子还要自己做饭。想起来都觉得心酸,是我们这些当爹妈的没出息,不能让他享福啊。”一番话说得众人面面相觑。

      张桂军回单位后就与公司副经理商议,决定趁这个机会以资助毕波留学为名再次送钱给毕玉玺。第二天,张桂军把自己的存折,还有密码、他的-一并送给王学英,里面存有18万美元,王学英犹豫了一下就接受了。但是后来不久王学英又把钱退了回来,原来毕玉玺觉得数额太大害怕出风险,让王学英退还给张桂军。但张桂军并没放弃,又向里面存了5万美元,再次送了过去,这次王学英没有再退回,之后又一次性地转到了儿子的账上。

         

      当然,张桂军“仗义”的行为随后被王学英告知了毕玉玺,张桂军慷慨大方,并且以送存折的方式让“老毕”很放心,就这样张桂军从“老毕”手里赢得了6个工程标的。

      从此,心存着对儿子的“爱”,王学英在丈夫毕玉玺这把大伞的荫蔽下,开始为所欲为地四处“掠财”。王学英经常会故意在公开场合表示,儿子毕波留学费用高昂,暗示他人“送钱”,而有求于毕玉玺的人自然“心领神会”。

      毕玉玺则将他人孝敬的赃款通过美国花旗银行,由行贿人汇入毕波在英国开设的账户,毕波需要钱时随时都可以提取。比如,一些行贿人在得知机场高速路需要建加油站等附属设施时,都想尽办法来承接这些项目。每次拿到好处费后,毕玉玺都会让副总代替自己出面签订合作协议。2000年,毕玉玺将他所在的首发公司有权购买的“路桥建设”原始股中的200万股转给某投资管理公司的余某。在随后的3年时间里,毕玉玺分3次收受余某给予的共计17万美元。该赃款由毕玉玺委托港商苏某存入香港花旗银行其个人账户中,后汇至毕波在英国伦敦的学生账户中。

      2004年4月间,毕波明知其存入汇丰银行借记卡中的美元30万元属于某公司代理人为谋取利益而给父亲的贿赂,当时毕玉玺正在接受有关部门审查,毕波却在毕玉玺的授意下,将存有该款的汇丰银行借记卡转移至该公司处保存。案发后,在司法机关的要求下,毕波通过电子网络将该笔赃款划入侦查机关指定的账户,上缴国库。

      毕玉玺的-也有王学英的一半

      2004年5月,毕玉玺被“双规”。同年8月,毕玉玺涉嫌受贿被刑拘。毕玉玺东窗事发后,王学英在背地里也加紧了活动。为了销毁证据,王学英联系亲属转移了大量的赃款赃物。甚至当检察机关讯问王学英时,这位“贪内助”还振振有词:“这事错在我,第一次就不坚决,他拿过来当时我说别了别了,当时就应该把东西给他,因为这不是你的就不应该要。我一开始也坚决不收,但人家都是朋友,又死皮赖脸地不愿意拿回去。所以就先存放在我这里,等人家用了,我们再还给人家。”花甲之年的王学英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站在审判席上,以前都是身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主任的她教导别人,现在她却成了这些话语的聆听者,成为了被告人。

      2005年8月25日,当王学英涉嫌受贿案在市一中院审判时,正处于取保候审阶段的儿子毕波也来到法庭外,在王学英被带进法庭时,毕波高声叫了一声:“妈———”这一声“妈”不知道毕波是以什么样的心情喊出的。

      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上,站着王学英这样一位看似平凡的母亲,在每每提及儿子的时候,王学英眼睛里都会闪出极其慈祥、母性的光。王学英在庭审过程中哽咽着说:“说句心里话,我现在的心情很痛苦、很沉重,我受了一辈子教育,可是却不懂法,没有考虑自己行为的影响和后果。我上有年近90的老父母,下有儿女、外孙,由于我们夫妻的缘故,给他们带来很大的伤害,我希望能给我一个机会重新回到他们身边,再给我一个做女儿、母亲的机会……”

      2005年8月3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王学英涉嫌受贿一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王学英有期徒刑10年。■摘自《中国妇女》2005年第12期黑丁莉萍文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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